【武汉肺炎.医护罢工】道德绑架、政治正确——患难中香港变陌生

撰文: 黄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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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不离开的爱。”——武汉肺炎肆虐逾月,人命关天,全国各地先后有近6,000名医护人员赶赴湖北支援抗疫工作;但千里之外的香港,有医护工会发起声称逾9000人参与的罢工,图迫使特区政府“全面封关”隔绝内地人,防止疫情在港蔓延。沙士(SARS)的惨痛教训的确历历在目,“自救才能救人”也是人性使然,但连日的“罢工”及“封关”纷争夹杂不少情绪和偏见,有的高举“政治正确”,有的绑架“道德绑架”,实在难以聚焦科学讨论,更令香港相形见绌。失却昔日耀眼的理性、友爱和包容,香港虽尚未封关成孤岛,心态上却已自成孤岛了。

相信有人会马上反驳,“不要‘道德绑架’香港人,也不要‘道德绑架’香港医护”云云,甚或有人会揶揄,“这么大爱,你‘道德绑架’自己好了,支持你去湖北抗疫,也支持你到病房体验前线压力”等等——这种情绪宣泄,可以一笑了之,但无助于讨论甚至解决问题。不过,关于“医护罢工”的论争,我们倒可以从“道德绑架”说起。

如果医护团体认为“全面封关”是隔绝病毒的最理想的方案,应该和特区政府理性讨论,而非发动极端抗争。(梁鹏威摄)

谁绑架“道德绑架”?

所谓“道德绑架”,意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从而左右对方行为。在“医护罢工”的论争背景下,当“医管局员工阵线”提出“全面封关(促请政府拒绝旅客经由中国入境)”否则发起工业行动后,“拒绝道德绑架”便成为医护罢工的最大底气,更是支持者反驳行动被指“置港人生死不顾”的最强理由。

他们最初的逻辑是——救人是医护职责,但当政府未能做好防疫工作,却要求医护抗疫,等同推他们白白送死;然而,人人生而平等,“医护”不必然要为“救人”而“送死”,“医护”也不必然要为“救人”而放弃争取自我保障的权利,因此,“医护”可以为了“不送死”而“不救人”地“罢工”,所以,人们也不应该以任何约定俗成的职业道德或伦理道德为由,反对甚至责备医护罢工。

为了强化“医护罢工”的道德合理性,支持者还动员市民在社交媒体“手动转”(分享贴文),为行动进行“道德松绑”——“本人在此声明:无条件支持前线医护包括罢工的任何决定!医护都系香港人,都系得一条命,无必要为无能政府牺牲自己!”——“政治正确”也好,“同生共死”也罢,确实没有太多人会“不近人情”地指摘医护罢工是“自私”或“怕死”,而只要“应被救”的市民也认为“不被救”不是问题,那么为了罢工而“不救人”的医护就没有问题了。

稳住了支持者、减少了反对者,下一步是推进“医护罢工”的道德正当性——“罢工”不只是为了自己“不送死”,更是为了令全香港人都“不送死”;因为香港公营医疗体系早已不胜负荷,一旦武汉肺炎大规模散播,后果不堪设想,故只能以绝望手段迫使政府从源头堵截病毒——正如“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在召开会员大会决议罢工前夕(1月31日)强调,“医护不想罢工,是政府逼我们去绝境”;至工会于上周六(2月1日)以3,123票赞成、10票反对、23票弃权通过将于今日起(2月3日)罢工五日的决定后,余慧明也一再重申罢工是“被政权逼出来”,她甚至哽咽道:“为了让香港有未来,我们别无他法。”

一声声“医护无奈”,一句句“罢工救港”,“医护罢工”成功从“道德绑架”站上了“道德高地”——将“迫使政府封关”以“维护香港未来”这件事,说成是自己义不容辞(或迫于无奈)的责任。只是,回过头来思考何谓“道德绑架”,罢工发起者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道德绑架”了医护人员、香港市民及特区政府?甚或,大家是否都被“道德绑架”所绑架了呢?

以“医管局员工阵线”于1月23日、当香港出现首宗确诊个案后发表的新闻稿《政府无能,港人自救》为例,文末提及“现在香港出现确诊病人,完全是港府管治无能而引入已知病毒,此乃人祸,并非天灾”——以此逻辑,至今除内地外已传出疫情的近3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俄罗斯、日本、台湾及新加坡等地的政府,是否都因为“管治无能”而导致“疫症人祸”?只是,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世界各地的人流物流交往频繁;这本身就和传染病的迅速扩散息息相关,我们又是否能简单地把问题完全归咎政府、让他们背负“送人去死”的“道德罪名”?

再如新闻稿中又提到,“为挽救香港市民的性命,医护必须集合所有力量向港府施压”——这又是否把“挽救市民性命”与“所有医护力量”作“道德捆绑”?

其实,判断个人或群体是否“道德绑架”有两大前提,一是其有否达到最基本的“道德责任”,二是有关“道德标准”是否过高或不切实际;如果无法达到责任底线却又动辄就把什么都称之为“道德绑架”,那恐怕这社会就不再需要“道德伦理”了。

谁都无法否认,相对其他职业而言,医生和护士的确享有较崇高地位,因为他们救急扶危,而这工作在社会发生医疗危机时尤为重要;不管是社会赋予他们的,还是他们自觉扛在肩上的,这就是他们基本责任。如果未能做好本职,就驳斥别人“道德绑架”、甚至有意无意地绑架了“道德绑架”,并且以不容商讨之姿胁迫政府接受自己诉求,这等同把香港市民的卫生权益当作政治抗争的手段,恐怕已超出其责任范围。

确实,在深陷二元对立的当下,我们很容易基于某种情绪而对异见人士进行“道德指摘”,也很容易因为某些信念而指摘对方“道德绑架”;然而,问题不在于我们应否或怎样指摘和自己持相反意见的一方,而在于我们能否用同一套“道德标准”来衡量各方。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担心前线医护情绪及公院服务质素而落泪。(Now新闻截图)

谁高举“政治正确”?

可以设想,上述内容或许会惹人非议,因为在修例风波过后,它极其“政治不正确”,甚至会被揶揄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政治正确”——即一种为避免对“蓝丝/政府/中央”造成冒犯的意识,而在当下“唯黄独尊”的时空中,不冒犯“黄丝/本土/民主”似乎比较“正确”。只是,《香港01》从来都不是“蓝”也不是“黄”。

诚如没有人敢不近人情地提出医护就应该站在抗疫最前线、或者不合时宜地指摘医护罢工是“自私”或“怕死”一样,就算心里时不时冒出个小声音在反问“医护罢工好似唔系咁好”,但大多数人在需要表达意愿的大多时候,仍然选择了“跟大队”——坚决站在无论是政治或道德都“必然正确”的一方,即支持医护为了“不送死”和“挽救香港市民”而罢工。

当支持医护罢工是“政治正确”的,医护所为也都是“正确”的,那些提出质疑的就是“政治不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上周六出席港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谈及医护罢工一度哽咽落泪、称担心他们的情绪、安全及公立医院的服务质素时,坊间普遍质疑陈肇始是“猫哭老鼠”,又揶揄她应亲临病房体验前线压力;然而,同日“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宣告罢工、同样因为一时感触而哽咽落泪时,不但没有人质疑她的流泪到底是真诚还是假意,甚至有不少市民为她而动容、纷纷留言答谢。本文无意探讨谁真谁假,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何会如此?信者恒信,疑者恒疑,而智者只讲证据,但是,我们的社会,还能理性冷静地讲证据吗?

充斥着政治偏见,煽动着政治情绪,不同的政治利益群体都试图透过不同的政治事件,迫使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服膺于这种“政治正确”,借此巩固反修例风波所抢占的政治地位。在新一届区议会选举中“不战而胜”的泛民主派,从反修例运动中尝过被“政治正确”带着走的“硕果”后,在“医护罢工”和“全面封关”的论争中自然主动“政治正确”——讽刺的是,他们一边厢支持医护罢工这“政治化”行动,另一边厢又怒斥特首林郑月娥拒封关是“政治化疫情”。至于受反政府及反中央情绪所“拖累”、在区选中溃不成军的建制派,似乎也学会了“政治不正确”的教训,个别大党在“全面封关”的问题上,也是紧跟“民意”,令民粹继续发酵。

问题是,连林郑月娥也在两种时空的“政治正确”中摇摆不定,分析指她可能于反修例风波后“有心魔”,担心从紧防疫会惹起“政治化”炒作,却忽略抗疫最根本的战略是“安民心”,不但导致特区政府反应滞后,反而令“政治正确”的抗争有机可乘,使得当局进退失据。

例如,2003年经历沙士一役,当局为鼓励潜伏在社区内的非本地病患接受治疗以免传播病毒,决定不再向法定的急性传染病患收取费用;这施政原则和政策方针本身无可厚非,但当港府日前(1月28日)重申武汉肺炎的非本地病患可豁免医疗收费后,旋即引起市民不满、担心鼓励内地病患涌港求医,林郑月娥就马上推翻过往政策,宣布会向有关病患收取费用,以免制造诱因——殊不知,国家医疗保障局早已公布,在内地确诊及疑似的武汉肺炎病患可藉医保报销,而医疗费用也全由内地当局负责。有趣的是,鉴于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四(1月30日)宣布将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根据《医管局条例》,有关病患入住公立医院毋须缴付医疗或住院费用,倘港府继续向非本地病患收费,或抵触该例——究竟什么才是“正确”?“政治正确”的,是否就一定“正确”?

“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宣告罢工行动时,感触落泪。(梁鹏威摄)

谁丧失科学专业?

支持者或许会反驳,并不是因为“政治正确”而支持“医护罢工”,而是支持“全面封关”,故而也支持争取“全面封关”的“医护罢工”。那么,你又是基于什么原因而支持“全面封关”?支撑你的,到底是有理有据的科学分析,还是人云亦云的“政治正确”?

“防疫政策只可基于科学,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考虑必须摒弃。”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梁卓伟,曾多次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项重要的防疫原则。然而,不少支持这个“非政治”论调的专家和市民,同时也支持“医护罢工”以迫使当局“全面封关”,在他们看来,“全面封关”就是“基于科学”的考量。

然而,只要细看“医管局员工阵线”等多个自反修例运动应运而生的工会组织,最早于1月22日发表的联署声明,足可见“全面封关”这诉求少不了耐人寻味的政治含义,而所谓“科学考量”也有欠全面。首先,他们所谓的“全面封关”,其实只是“拒绝旅客经由中国入境”,因为疫情已扩散至全国各地,若要防止疫情在港蔓延,必须从源头(内地)隔绝病毒,故要阻止所有有可能受感染的内地人入境香港——即只针对内地人。

然而,有可能传播病毒的入境者,就只有内地人吗?在农历新年期间曾经回乡探亲的30万香港人、数十万每日因工作来往两地的香港人,其感染病毒的风险,就一定比内地人低吗?如果两者皆“是”,当中的科学理据是什么?无可否认,香港医疗水平较很多内地城市先进,普遍而言香港人的卫生意识也比较高,但是,这就能作为他们完全不会传播病毒的理由吗?

其实,自武汉封城后,内地当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众外游,加上民心虚怯,以往在农历新年期间所出现的人员流动已经大幅减低。据特区政府统计,新春期间的跨境人流中有超过七成是香港居民;而当港府于1月30日凌晨起实施“局部封关”后,入境的内地旅客人次更分别由1月29日的27,780人次,递减至1月30日的19,555人次、1月31日的16,058人次及2月1日的13,382人次,分别占总入境人次的11.8%、12.2%、11.4%及9.7%。

试问,其余那超过七成的香港大军,就一定比这一成多的内地人健康吗?诚然,从人道角度,即使那些香港人存在感染武汉肺炎风险,我们也不可能对他们置之不理、要求他们滞留内地,但我们也绝不能断言,他们一定不会带来社区爆发的危机,又或者言之凿凿地断定只有内地人才会令疫情在港扩散。

另外,翻查“医管局员工阵线”首次提出“全面封关”、即1月22日当天的确诊数据,当时全国确诊547例,当中有444例集中在湖北,其次分别是广东(26例)、北京(14例)、浙江(10例)、上海(9例)等等;“医管局员工阵线”基于此确诊规模,提出全面“拒绝旅客经由中国入境”——按照有关逻辑,截至2月1日,与香港交往频密的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及澳大利亚等,已分别确诊20例、19例、16例、12例及10例,香港是否应该更主动积极地“真全面封关”、全面孤岛化,即不管旅客来自什么地方,都不再容许任何人士出入境?

无可否认,从公共卫生角度而言,全方位的“全面封关”可能是隔绝疫情的“最理想”方法;然而,在现代医疗环境中,起码从香港过去二十余年来经历过禽流感、沙士、猪流感等疫症的经验而论,却从未需要因此而实施“全面封关”,因为当局制定公共卫生的策略时,必然需要考虑多方因素,当中必须衡量“全面封关”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与所面对的疫症风险是否相称,也必须顾及任何措施在实际操作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而不是借着市民对疫情的恐慌,鼓吹排外的仇恨情绪、发动激进的政治行动、主张极端的防疫措施。换言之,在“绝不封关”与“全面封关”之间,还存在很多可行方案、会带来不同效果,怎能简单一刀概论?

疫情持续肆虐,大家更应该秉持科学精神,要求当局时刻掌握形势、紧密披露事态发展,再因应每天的变化,研判究竟“怎样封关”,又应该“封多少关”。当局甚至应该对“全面封关”持开放态度,与各方专家坦诚交流,从而制订一系列衡量疫情严重程度与相应防疫抗疫措施的对照表;一旦情况恶化至生死存亡的关头,香港恐怕不止要“全面封关”,更需要实施“全面宵禁”等极端措施,从各方面禁止市民之间的社交接触,以免大家一起“揽炒”。

香港公营医疗体系超出负荷是残酷现实,医管局管治流弊丛生也亟待改革,前线医护长期人手不足、压力面临“爆煲”、忧虑沙士重演等等都很值得理解;然而,控制人流、全面封关和医护罢工,是三件本质不同的事,根本不应混为一谈,更不应放弃理性、科学、专业。

从“讨厌政治”到“热衷政治”的香港人,不可能看不出是次“医护罢工”所渗透的政治意味,是企图延续自修例风波以来所鼓吹的“反中”情绪和“区隔”思维。无可奈何,一个香港坚持与内地区隔的政治群体已经诞生,出于政治现实的考量,他们很醒目地不再自命“港独”,但面对香港社会的诸多问题时,仍然会错误地把所有不满转嫁到主权层次,再透过各种鲁莽行径发泄不满、通过激进手段胁迫当局。撇除所有现实考量,他朝有日,当这个群体完全令香港变成失却理性、友爱、包容的孤岛,那又是我们想要的香港吗?

上文刊登于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患难见真情 香港变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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