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治港神话是这样幻灭的——用不了的隔离营
“贺一诚可唔可以管治埋香港？”—确保口罩供应稳定、暂停营运赌场两周、供楼延迟偿还本金……面对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疫情威胁，澳门新任特首贺一诚果断采取连串防疫措施，让毗邻的香港市民羡慕不已，也让昔日以优秀著称的香港政府无地自处。从口罩供应的补给、隔离中心的设立、到人流管制的部署，以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都因反应迟钝再度引发民怨，让整个管治团队那迷信自由经济的官僚因循、毫无以人为本的施政原则、缺乏未雨绸缪的前瞻意识等问题暴露无遗，也让香港人洋洋得意的“公务员治港神话”逐渐幻灭。
（《公务员治港神话是这样幻灭的》系列二之三）
《公务员除治港神话是这样幻灭了的——抢不到的口罩》分析了特区政府毫无前瞻意识及迷信自由经济的“佛系”口罩供应和储备，而除了口罩补给的不足，隔离中心的设立也在香港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源港府自1月23日出现首宗NCP确诊个案起，便按机制启用康文署辖下的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以及保良局赛马会北潭涌度假营作检疫中心，合共提供90个单位予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入住；另外，当局亦正全速以组合屋形式增建隔离中心，首批约100个单位预计最早于3月中旬落成。然而，已启用的隔离设施截至2月7日已使用了87个，几近饱和。
不过，这种“饱和”原本并不应该发生。因为港府早于1月25日宣布，会改装未入伙的粉岭公屋晖明邨，待有需要时用作隔离中心或医护宿舍；只是，消息一出，随即引起附近的雍盛苑及其他公共屋邨居民以当局未经咨询为由抗议，有黑衣示威者甚至沿用反修例运动中的极端暴力手段，向可能被征用的升晖楼大堂投掷汽油弹，导致大堂设施被烧毁至无法使用，港府随即撤回有关决定，据说更承认选址时考虑不周，又公开称未来一年将近落成、未入伙屋邨“都是不适合作为检疫中心的设施”。然而，其实特区政府并非首次征用公营房屋作防疫设施，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当局一共在天水围天恩邨和钻石山琼轩苑设置了2,300个临时医护宿舍单位。
当局的选址考量要在多大程度上顾及民情是一回事，当局向极端暴力屈服又是另一回事，这种毫无施政原则的举棋不定，也毫无疑问地开了坏先例，令港府进退失据。
以至于，当港府后来改用设于美孚饶宗颐文化馆的旅馆翠雅山房作检疫中心，尽管该处位于山区，但同样引来美孚居民的反弹，连日都有大批居民在美孚港铁站外聚集堵路，甚至爆发警民冲突，而深水埗区议会更通过无约束力动议反对征用。更值得担忧的是，这股延续自反修例运动的“反政府”情绪，已经演变成“反隔离营”的“政治正确”，甚至蔓延至即将被征用作另一紧急检疫中心的火炭骏洋邨，也转变成各区陆续出现的“反指定诊所”抗议——拒绝在区内设置专门诊治NCP的诊所。
按理说，翠雅山房远离民居，诚如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所言，从科学而论根本不会对美孚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所以是合理选择；然而，乘反修例风暴的反政府“民情”得以在新一届区议会选举中“翻盘”的泛民主派，不时从中挑动民怨故作刁难，似乎仍然只是跟随民粹思潮的政治动物，根本未能展现从政者的担当，从实际需要及整体社会利益的角度为民设想。
问题是，疫情一触即发，面对这样的政治操弄，港府一直“挨打”，弱势得实在令人头痛——至2月8日，《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正式生效，所有经内地来港的人士都必须接受十四天的强制检疫，若受检疫人士没有地方暂住，将被安排入住政府的检疫中心；同时，香港自2月初起陆续出现本地感染个案，可想而知，检疫中心很快将会供不应求。
事实上，检疫、隔离中心和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一样，早在SARS过后，同样被“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专家委员会”写入《汲取经验 防患未然》报告，建议当局须按适当情况加强有关设施的准备工作；可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香港政府，根本不擅未雨绸缪，妄以为几个度假村就能够应对重大危机。尽管当年的专家未有明言何谓“适当情况”、又应该怎样“加强有关设施”，但稍有前瞻意识的政府，早就应该选定更多远离市区的度假村及居住用地，并开诚布公将会预留待社会爆发公共卫生危机时作隔离之用。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早于2月5日建议，当局应该征用迪士尼乐园的三间酒店作隔离区，并考虑在迪士尼旁边的用作扩建之用的竹篙湾第二期空地、甚或石岗军营的部份用地，兴建全新的检疫中心。有关想法绝非忽发奇想——首先，迪士尼乐园远离民居，又靠近设有入境关口的赤腊角机场及港珠澳大桥，更为方便接收抵港并须接受强制隔离的旅客或港人；再者，迪士尼乐园早已因应疫情暂停开放，其酒店房间大多闲置，倘若租予政府作检疫设施可谓一举两得，既维持一定收入，又展现社会责任。据说，当局已就此与迪士尼乐园磋商，惟对方颇有保留、担心影响声誉，故港府仍在努力游说；不过，就算对方拒绝租出酒店，它即使拥有旁边空地的优先发展权，也不能反对当局暂作短期隔离。
其次，社会上不时有声音要求当局检讨军事用地的使用效率，毕竟本港目前的19幅军事用地合共占地逾2,700公顷，但驻军人数仅8,000至10,000人，即平均每4人占用1公顷军地。当然，善用军事用地的话题敏感，而军营管辖权亦在于中央，但在当下急需觅地作临时隔离之际，港府理应主动与中央沟通协调，研究能否暂时释出部份用地以解抗疫燃眉之急，而非动辄碍于官僚架构、以“不敢僭越”为由拒绝讨论，这等同画地为牢。
对于有关诉求，据闻政府内部从不以此作为讨论选项，有官员更直言，此举等同向解放军寻求协助，若非迫不得已，绝不行此一着。难道，现在还未算是“迫不得已”的“紧急关头”吗？当局又有多少个晖明邨，可以“容忍”极端暴力的破坏，可以容许“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除此之外，政府也应该研究征用邮轮作隔离用途。邮轮的独立房间设计，本身就非常符合隔离条件，而且邮轮停泊在海上，与民居颇有距离，可以释除公众忧虑。目前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等待检疫的“世界梦号”，就是邮轮隔离的可行范例，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列文更相当认同船上隔离的效果。事实上，日本自卫队也预留渡轮“Hakuo”在有需要时作隔离之用，特区政府更应该好好汲取教训，藉“世界梦号”测试未来以邮轮隔离的可行性。
上文节录自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0日）《好打得过SARS，敌不过武汉肺炎？公务员治港神话是这样幻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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