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一个湖北人的武汉疫情手记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最好倒回至2019年12月8日武汉最早发现不明肺炎患者那天，何至于现在这般提心吊胆—相信这是几乎所有人在谈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时都会发出的感叹。对于家住湖北黄冈、近年搬至武汉的我来说，尤其如此。
在武汉肺炎已蔓延至中国各地和部份海外地区、确诊人数远超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际，我脑海中最早关于武汉肺炎的记忆是去年底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一则公开通报。当时，武汉市卫健委首度披露“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尽管那会儿我恰巧读了法国作家卡缪（Albert Camus）的《鼠疫》，正惊叹于卡缪对人类在疫情面前盲目乐观、自以为是的批判，却未将之与武汉不明肺炎病例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我像多数民众那样，对于未知疾病的可怕严重缺乏认知，错误以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医疗技术高度发展、有过SARS处理经验的中国，区区27例不明肺炎不值一提。
从不以为然到提心吊胆
何况，当时武汉市卫健委明确表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令人丧失了警惕之心。武汉又是中国中部的“医都”，医疗资源和水平全国一流，辖区内有一家享有病毒研究领域“航空母舰”之誉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这种盲目乐观心态下，我和朋友们还兴致勃勃地商量春节假期在武汉和黄冈聚会。
后来虽然有香港学者提醒我武汉肺炎可能比较严重，我也从新闻上得知香港政府于1月4日即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的公共卫生措施，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湖北人普遍还是毫不在意。当我告知一位在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的朋友外界尤其是港台社会对不明肺炎的关注和反应时，对方还劝我保持淡定。那时武汉卫健委关于不明肺炎的说法还是“可控可防”，至多在后来加上一句“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当时去过武汉的国家卫健委首批工作组和专家组没有作任何预警提示。更重要的是，在武汉市卫健委连续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情况通报中，1月5日到16日都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时间段恰逢湖北和武汉召开地方“两会”，一些地方官员可能会刻意营造安全祥和的社会气氛。
直到1月20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一口气披露过去两天新增136宗病例，我和身处武汉的同学才意识到严重性，立即取消在武汉的聚会。当晚，临时奔赴武汉调研不明肺炎的抗击SARS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公开透露了武汉肺炎能人传人、多位医护人员感染、疫情正处于扩散阶段的关键资讯，正式揭开武汉疫情真相。几乎与此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相继针对武汉肺炎作出批示，国务院召开关于应对武汉肺炎的会议。至此，关于武汉肺炎的资讯全面公开化，确诊和疑似病例急剧增加。而我和武汉同学的心态从最初的不重视、不以为然骤变为提心吊胆、恐慌，担心被感染。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方方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武汉人最紧张最慌乱最恐惧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同意她的说法，但更想用过山车来形容身边人的心理变化。随着钟南山揭开疫情真相，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病例急剧增加，武汉的同学们再也无法淡定下去，纷纷陷入恐慌和焦虑之中。
有太多曾以为很坚强大胆的同学，在疫情面前都变得无比脆弱。“我从武汉回来后一直发烧，持续不退，还伴有胸闷、咽痛，我会不会被感染了”，“完蛋了，我好多症状与新型冠状病毒脗合”……类似的话近些天频繁出现在同学口中。他们都是从武汉返回老家或接触过武汉人，恰好又在流感盛行的冬季感冒，变得敏感、焦虑和慌张。起初他们以是否发烧为依据，频繁测体温，一旦体温出现异常就担心自己是否被感染。纵使体温正常，可当看到新闻上说出现无症状感染者，立马又变得杯弓蛇影，害怕自己是那个不幸的无症状感染者。直到过了一些天，大家才走出恐慌、焦虑的阴影。这样的心理变化或许是人类在面对未知疾病时的正常表现。突如其来的病毒蔓延难免令人惊慌失措，可反过来想想，日子还是要过，只要有良好防护意识，不至于会轻易被感染。像卡缪在《鼠疫》里说：“人们应当时刻保持信心，但这应该是建立在高度重视的前提下。”
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官员
武汉肺炎疫情大范围爆发后，我的湖北同学们、老乡们和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们，他们或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光谱，或根本不关注时事，或本身是亲体制的公务员，但都有一个共识，即对湖北、武汉的相关官员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深深不满。这种不满除了没有“反中”情绪之外，与《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中港人对政府的不满高度相似。
纵观武汉肺炎蔓延的过程，如果武汉市政府和国家卫健委能在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果断采取应对措施，何至于今天。遗憾的是，武汉市政府和国家卫健委非但错过了最佳时机，还隐瞒疫情真相，将八位在微信群里提醒人注意不明肺炎的医生处置为造谣者。国家疾控中心一众专家没有及时公开武汉肺炎人传人的真相，而是忙着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发表论文。
更令公众无法忍受的是，湖北省、武汉市主政官员在应对疫情时荒腔走板，手足无措，统筹协调混乱。例如，湖北省长王晓东在武汉封城时口口声声承诺“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结果迅速传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物资短缺的消息，尤其是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包括武汉市一众三甲医院在内大量医院频频出现医疗防护用品告急。尤其离谱的是，武汉乃至湖北省许多医院向外界发出求援资讯后，来自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因红十字会等部门的无能、低效而未及时发放。而在武汉肺炎已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在1月18日仍举行四万余家庭参与的“万家宴”活动，其防护意识之差、政府之不作为，举世哗然。《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公开表示：“武汉市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此都负有责任。”
落后的疫情防治
倘若没有发生疫情，我和我的同学们很难想像武汉这样一个中部第一大城市、综合实力排全国前十的超大城市，竟在疫情防治上存在这么多致命短板。武汉尚且如此，那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面对疫情时，势必更不堪一击。我的老家黄冈距离武汉两个多小时车程，目前疫情的严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武汉。
相较于武汉，黄冈医疗条件极为落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条件很差，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年长居民健康防护意识普遍较弱，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对生病往往不够重视，能拖就拖。以我所在的黄冈市蕲春县为例，我1月21日从外地出差返回老家，发现从县城到乡镇很少人戴口罩，街道上天天人来人往、非常嘈杂，打麻将、办酒席和拜年随处可见，被感染的风险很高。眼见武汉肺炎病例人数不断增加，我和同学们实在看不下去老家的状况，自发组成志愿团队，反复向老家人阐明肺炎严重性，游说村干部帮忙提醒和叮嘱全村居民。可纵使如此，老家还是有不少顽固分子依然不戴口罩，整天围在一起打麻将。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武汉肺炎疫情暴露了国家崛起的薄弱底层，照出了国家崛起亮丽外衣下慵懒无能的官员、繁琐低效的审批程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和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这也再次确认了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还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
就像人类社会过去无数次疫情那样，在当前中国紧急总动员下，武汉肺炎终将会过去，成为以后的知识和记忆。正如卡缪所言，知识和记忆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我们不应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但愿经武汉肺炎一役，国家能痛定思痛，踏踏实实建立现代化的疫情防治体系，别让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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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一个湖北人的武汉疫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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