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抗疫路上 同理心比指摘更重要
2020年的春节，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爆发，不仅让14亿中国人深受震撼，并引发全球恐慌。世界卫生组织（WHO）更在上周四（1月30日）宣布将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一场从湖北省会武汉辐射整个中国，继而呈现全球蔓延趋势的疫症，已经超越2003年沙士（SARS）的凶猛姿态， 成为2020年全球面对的第一场共同考验。
截至周日（2月2日）凌晨零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收到内地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380例，现有重症病例2,110例，累计死亡病例304例，累计治愈出院328例，现有疑似病例19,544例。另外，香港确诊14例、台湾10例、澳门8例。显然，感染个案仍在急速上升。上周二（1月28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疫情应该在一周或者十天左右达到高峰，提醒公众不要出行。
武汉卫健委此前的通报显示，第一例患者在去年12月8日出现症状，而大多数病例与今年1月1日关闭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外界由此推断，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该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不过，著名期刊《科学》上周一篇报道引述内地研究人员对最初收治的41个病例的临床特征分析，指出首名出现症状的患者发病日期为去年12月1日，而该患者与华南海鲜市场无接触史，和后续病例之间也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这项研究由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及其他研究机构成员进行，他们在1月24日于权威医学期刊《刺针》上发表论文，质疑“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为新型冠状病毒起源地”的说法，认为“海鲜市场已经不是唯一的暴露源”。其他的起源地在哪里仍是未知数。上周日（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病毒传播源头仍然不明。
疫情迅速扩散 过年如过关
1月7日晚上，中国专家检测出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两天之后，出现首宗死亡案例。为了使其他国家与地区能更快诊断患者，中国政府在1月11日向世卫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资讯。截至此时，这场即将祸及全球的疫情，还被很多内地人以为仅是武汉一地之事。
武汉地方政府甚至没有及时对人群聚集采取管控或者警告措施。首宗死亡案例出现十天之后，即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还举办第二十届“万家宴”，现场制作了13,986道菜肴，有四万多个家庭参加，大家“边吃边聊，共度欢乐农历小年”。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千里之外的香港政府在1月4日，也就是武汉公布疫情初期，就发出“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启动“严重”应变级别；澳门也在1月5日提升肺炎预警级别至第3级（中度风险），并于同日成立“应对不明原因肺炎跨部门工作小组”。港澳两地这种反应快速的成熟机制，无疑让武汉，甚至整个中国内地地方政府的应急反应机制相形见绌。
可以说，在1月20日之前，整个内地舆情对于武汉肺炎有所关注，但是并未有足够的紧张。钟南山在1月19日率领“国家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针对病患收治医院、疾控中心等地点调研，并于当天赶回北京汇报。以此为时间节点，中央政府快速且强势介入疫情管控。官方资讯推送和舆情也就此转折。
当天，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就“武汉肺炎”发表讲话，要求各地官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1月20日晚，钟南山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第一次肯定说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人传人，有15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内地舆论及媒体报道就此开始爆发。
1月20日、23日及24日，国务院应对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会议”连续召开。国家卫健委1月20日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武汉市也在同日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中南海的直接干预让中国各级政府和机构快速联动起来—1月23日10时起，武汉市正式实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封锁”措施，全面进入封城状态，公交、地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停止运营。中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启动最高级别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回应机制”。国务院宣布全国春节假期延迟两天，各大中小学宣布开学延期……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全国战“疫”状态。
但是疫情终于还是四散传播开来。从疑似、确诊到死亡人数，数据开始每日快速增长。紧张甚至恐慌情绪也迅速膨胀，谣言和各种指摘开始。
武汉官员连番失误
首先，即便有钟南山、世界知名的香港传染病专家袁国勇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向外表示内地未有瞒报，但民间对医护感染及未统计案例的质疑却无法平息。从多地被证伪的“感染者”个案，到各种诸如熏醋、喝凉茶等土法预防，再到假冒钟南山名义散播的各种假消息，乃至伪传钟南山也被感染、出现了“超级传播者”等等，五花八门的谣言满天飞。甚至在中国境外也开始流传各种图文并茂的中国入境游客因感染武汉肺炎猝死等谣言。
“尽管认识新型病毒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理应早些预判它的危险性，早些采取更坚决的措施。”内地知名“意见领袖”《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批评，武汉当局和国家卫生部门对此次疫情扩散负有责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一名记者在微博发文呼吁武汉市一把手应立即换人，引发关注。
不仅武汉官员备受抨击，湖北省级官员的表现也很糟糕。湖北省政府上周日召开有关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露鼻孔，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全戴反。王晓东谈及湖北口罩数量时三次口误更引发公众严厉批评—他先报称湖北每年生产108亿个口罩，现场有人递纸条提示后，他改口称是“18亿”，随后再更正为“108万”，“不是亿是万，单位错了”。网络上迅速流传各种“跟着省长学数学”的段子，嘲讽湖北政府的领导力和公信力。
如果说由于官方资讯不够及时和透明使得民间恐慌情绪爆发导致的人云亦云，或者民众对武汉与湖北官员迟钝无能生怨并作出情绪化发泄是情有可原的话，把一些自媒体蓄意编造的谣言视为别有用心则并不为过。
上周日（1月26日），多张聊天截图在网络流传，声称“武汉市红十字会向上海医疗队收取6%至8%捐赠服务费，否则拒收防护服等医疗物资”。武汉红十字会次日通过官方微博呼吁，不要让谣言玷污了各界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善意之举，声明所有工作流程中不仅不存在收费现象，而且他们只负责接收捐赠物资，具体发放和分配均由武汉市卫健委统一调拨安排。
疫症无情，病毒无形，抗疫要成功，不是只在疫情传染过程中急于去寻找罪魁祸首，而是需要社会不同成员各守本位，各自坚持好自己的专业和冷静。诚然，在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官员的应对失当加重了事态的失控。不过，外界也应当看到，包括中国各级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目前正在全力对抗这场疫情。
勿因恐惧舍弃善良
对于此次疫情，习近平1月25日（正月初一）破格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要求加强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国财政部上周日发布公告称，内地各级财政已下达疫情防控补助资金112.1亿元人民币，用于医疗救治、疫情防控所需设备和防控物资采购等事宜。上周一（1月27日），李克强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奔赴武汉考察。
从除夕夜开始，海陆空三大军种医院和各省区组成的医疗队纷纷奔赴武汉。有1,000多张床位的黄冈版“小汤山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在上周二晚启用。武汉市的两座“小汤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周日（2月2日）已移交军方管理；雷神山医院预计本周三（2月5日）投入试用。
这种被命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与十七年前的沙士一样，正在考验中国。当在中国社会开始有舆情，将指摘的对象指向“武汉人”甚至“湖北人”时，也许需要提醒一句，疫症的出现固然与人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但肇始者终究是防不胜防的病毒，而不是“湖北人”。疫症带来反思，但对于武汉所遭遇的灾难，在此刻，关怀显然比指摘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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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抗疫路上 同理心比指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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