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政环境今非昔比 警队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以上事实，看似可以得出香港警队“在变”的结论。但值得深究的是，回归以来香港警队的变革程度究竟有多大？
承接上文︰漩涡中的香港警队 如何修复破裂警民关系？
香港警政学者何家骐何家骐说：“很多人认为香港警队回归后变化很大。但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它的变化是很小的。”他认为，香港警队的制度与结构在殖民地时期逐步建立并健全，九七回归后却未有大变动，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半军事民警架构”。“具体表现在警队有很大的权力。比如管制游行集会，发布‘不反对通知书’，这其实延续了‘六七暴动’的治理思路。另外，遇到紧急情况，警队可采取军事行动等。”
六十年代末，出于反贪的需要，警队进行了一次大的架构改组；八十年代后开始培养本地警官；但在九十年代后，警队在架构上的改革往往只是小修小补，回归前的变革仅有在1994年成立服务质素监察部，并停止招聘外籍人员，九七回归后，香港警队改变名称为“香港警务处”，皇冠徽号被洋紫荆徽号取代，还有在2006年把警察训练学校升格为香港警察学院。
今非昔比的警政环境
然而另一方面，香港的警政环境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何家骐指出，首先，香港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特别行政区”。“殖民地时期，是英国人来当警官、当警长，现在是香港人自己当警官。”警察不再是凌驾于市民头上的“官老爷”，而是为市民服务的公务员。如此一来，过去“不依靠市民认受”，仅作为“政府代理”的香港警队，其以巩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拉近警民关系”不再被市民“买账”。
随着公民意识觉醒，愈来愈多公民抗争运动出现，市民开始反思香港当下司法法制、特区政府行政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勇于追求一个更加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而6月以来的反修例风波中，警民间频繁发生冲突，市民开始将质疑政府的视线转向警队：一直以来被视作“安全保障”、合法持有武器的警队究竟是在为谁服务？向谁负责？保障谁的安全？警队的合法性来自何处？
问题的根源其实存在多年。何家骐在《历史流变》中写道：“香港的警务议题，一直以来强调的都是维护内部稳定，边界管理，而并非防止罪案及服务社会—以警务问题为本，与民众接触有限。”
他进一步分析，欧美社会强调警察执法过程的“程序公义”，其背后民意参与的“民主警政”模式并不存在于香港。这个问题在过去没有暴露出来，是因为特定条件下人们并未仔细探讨“中立”、“专业”及“制度化”等词汇的政治意味。一旦人们开始探讨，就会意识到香港警队的殖民地警队模式、“半军事化”的防暴力量、维持社会治安的目的，以及以政府为效忠对象的行事方式从未发生改变。这之间的期望落差，必然导致“重组警队”的诉求。
其次，反修例风波探索出了不同以往的社会运动形式，使得警方无法用过往思路应对冲突场面。何家骐指出，理论上PTU队员应该接受过“人群管理”的训练，但由于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暴乱”，因此难以完全套用过去的经验。比如“暴民社会学”提出的“斩首”策略（即拘捕示威运动领袖）或谈判等方式，起作用的前提是示威运动中有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领袖”，而当下的运动以“无大台”、“流水式”、“多区开花”等方式开展，甚至有街坊落街与警方对峙，这都使警察不能以旧有经验应对当下局面，反而疲于奔命，长期消耗。何家骐强调，因为背景差异太大，许多外国文献和专家分析都不能完全给当下的警察和政府提供参考。
第三，何家骐认为，在“一国两制”下，军队角色也发生变化。“比如‘六七暴动’，可以出动英军。但现在这个问题变得很敏感。理论上，没有中央的批准，不是在特定的场合，不能轻易出动解放军。”在此前提下，警队不得不一力承担起军队的部份职责。不同于殖民地时期防暴警与英军配合行事，在当下的社会动荡中，平日里的“民警”需化身“防暴警”，以免人手不足。身份的多重性使得社会期望与职能发生冲突。过去无论香港市民还是国际舆论，对香港警队的正面评价更多是针对其作为“民警”的能力，而当警察扮演起处理示威运动的“防暴警”角色，他们站在了市民对面。“因此警察也会觉得很无辜，不知道市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支持他们了。”何家骐说。
警务制度的未变与政治环境的大变导致了期望落差。何家骐认为，自2010年以来，这种差距更为明显， 于2014年的雨伞运动首次暴露，并在今年的反修例风波中扩大，升级为警民间的信任危机。
未来之路
《香港01》本月初曾发表有关警队改革的倡议，提出三管齐下改革，以修复当下警民互信的破裂：其一，公开《警察通例》及武力指引；其二，增加投诉科工作透明度并调整分类方式；其三，改革监警会，引入刑事调差权。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均能使警队运作更加公开透明，便于市民监督。但这未能动摇其已无法适应当下警政环境的半军事民警架构，充其量是“小骂大帮忙”。
何家骐指出，当下警队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早已不是“警政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警队改革的主要动力在于政府对警队的期望，相应的，警队的具体改革措施亦能够反映政府的取态。也即是说，警队如何改革，需要政府在聆听民意的基础上，来回答“我们需要香港警队来做什么”这个问题。“政府也好，警方也好，都要依靠民众给予支持才能正常运作。”何家骐进一步解释，如果在位领导人意识到这是提高警察能力或者建立与社区良好关系的时机，那么是有可能进行一次有组织、有目标且具备可操作性的改革的。但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警队是典型的科层官僚架构，改革必须由一群敬业的领导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采取适当的策略推行。且最重要是能够成功获得公众的支持。”
所谓的科层官僚架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结构。香港警队即采取这一管理方式，以警务处处长为最高上级，层层向下。其中，下层对上层负责，服从上层命令，受上层监督。这并不是警队构架的唯一方式。以北爱尔兰为代表的“社区警政”模式具有更高的民主参与度。有别于香港警队，北爱尔兰警队独立于行政部门，由各党派议员和公众人士组成的警察管理局委员会进行管理。
1995年，香港警队以“服务为本，精益求精”为座右铭，并称开始走“服务型警队”的道路。如今，这条路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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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3日）《旋涡中的香港警队 如何修复破裂警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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