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内地生．五】与“内地生”对话：对话有意义吗？
不同的生活经验、认知结构以及身份认同，往往会成为族群间沟通的障碍。
Cindy认为自己不是香港人，“总是要回到家人身边去”，在她眼里，身边的香港同学大都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很辛苦也很努力。来香港读书的内地生往往家境优越，挂科（重考）或者留级的比例比较高。
林汀同样认为自己不是香港人，“感情上比较接近，户籍制度上还不是”。在她看来，由于来到香港的时间不长，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不具备在这个社会稳定生存的条件，所以不够资格声称是“香港人”。她认为，内地年轻人比较政治冷感，而香港年轻人很热血，对命运不服输，会为自己的下一代考虑。
J君出生在内地，随父母移民到香港已有多年。他认为自己是香港人，“我生活在这里，并且认同这里的文化价值。”
实际上，身份所包含的信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伴随具体事件不断丰富更新。在2019年之前，提及“香港人”，或会使人联想到“香港电影”、“粤语歌”、“购物天堂”、“行色匆匆”、“压力大”等印象。2019年之后，提及“香港人”，人们都会在心里描绘出带着头盔、面罩，身着黑衣黑裤，手持雨伞，出没于催泪烟雾中的反抗者形象—无论对这一形象的定义是“义士”还是“暴徒”。
这一形象使想要成为“香港人”的林汀处于挣扎之中。“一方面，我能够理解无大台的运动中出现个别暴力行为。另一方面，我又会直觉地认为这样不对。我因此总是感到非常挣扎，只能非常主观的不把‘暴力’和‘香港人’联系在一起。”
Cindy也认为，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属于个例，不应成为一类人的代名词。“我坚决反对一切暴力。”
对此，J君回应，对身份的认知不能停留在符号层面，更要关注符号所代表的一群人或一代人具体经历了什么。“我能够理解内地为什么会有数量庞大的‘小粉红’群体。因为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我们有目共睹，在这个剧烈变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普遍的爱国情感是不难理解的。但同一时期，香港青年和内地青年的经历非常不同。”
J君解释道，香港是一个已发展的社会，不能再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经济高度发展。在经济无法高度增长、物质也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开始有后现代的追求：追求更加公平的社会，包括经济上减少贫富差距，政治上争取自由民主，关注具体的个人的生存状况等等。香港社会的发展与内地处于不同阶段，其追求也与内地迥异，就会与中央政府的施政方针发生冲突。一次次事件之后，香港青年就会产生反抗中央政府的情绪。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下的暴力行为。” J君说，“我们不能割裂地去看待每一次暴力行为。要知道，社会运动中的暴力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当双方处于非常激烈的冲突时，暴力情况就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情绪生物，我们无法避免在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出现非常激烈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很有可能导致暴力行为。我不是在为暴力辩解，我也拒绝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我认为比一味地谴责这些在激烈对抗时出现的暴力行为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避免激烈对抗的情况出现。这也是政府的责任。”
“‘暴力’像是一个标签，也贴在‘香港人’身上。”Cindy说道，“其实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都在对方身上贴有许多标签，阻碍了双方进一步的了解。现在双方比较极端一点的媒体就是在做贴标签这样的工作。如果只看其中一方的言论，就会容易被误导。”
J君表示赞同，他认为，生活经历会塑造并加固对一类人的认识。“我身边的很多香港同事，会选择性的去看他愿意看的信息，比如内地不好或者反中的资讯，这类新闻会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同时，我的内地同学也会因为过去的灌输，很坚定地认为香港所有的示威活动都有‘外国势力’的干预，有外国的特务和政要来组织香港人活动。这两种方式我认为都只会制造矛盾，加深双方的误解。”
“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墙愈高，对话的可能性就愈小。”林汀总结道。
对话有意义吗？
反修例风波持续至今，香港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难以平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社会“对话”，试图聆听市民心声，解决矛盾。但这一举措遭到市民普遍质疑，被指收效甚微。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两度举行对话会与学生公开对话，却都面临被学生包围指摘的局面。我们不禁要问，对话有意义吗？我们需要怎样的对话？
林汀跟踪了中大校长对话的新闻全记录。她说，起初不明白学生为什么要包围校长，“不知道他们想要怎样的回答”，后来她又震惊于闭门会议后学生与校长突如其来的和解。
“读过参与闭门会议当事人写的文章后，我有点理解对话的意义。可能学生要的并不是校长要给自己承诺还是什么，而是在与校长面对面的过程中，相互之间能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去交流、去理解、去共情。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对话。”林汀说。
“我认为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更加理性的对话。不理性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会加深彼此不好的印象。” J君说。他进一步解释，所谓的理性对话是对话双方能够以中立、理性、平和的态度去了解对方的生活模式，要意识到在“一国两制”之下，两地人的生活状况有很多不同。而不理性的对话，则是指当下由于政治冲突导致的不理性“对骂”。
“对话有很多形式，包括媒体和网络间的交流。最近几个月因为政治原因，我看到媒体上网络上都是不理性的沟通。大陆媒体抹黑香港，香港媒体也会攻击中国价值观，我认为这只会加剧两地的矛盾。”
在他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是中港两地关系最为融洽时期。“其实香港和内地对彼此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在过去很多香港电影里会有很歧视内地人的情节。那么为什么2008年时两地关系会呈现出比较默契的氛围，我认为这是中港双方都需要去思考借鉴的。”
Cindy认为，对话的意义在于向她展示了另一种出路。“也许对话并不是非要探讨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我觉得对于个人而言，对话其实对于纾解情绪、走出困境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之前我会觉得和香港同学立场不同就不去谈政治，但也许可以像今天一样，在大家保持理性的前提下交换各自的看法，从而越过偏见，实现对彼此的理解与体谅。”
（文中受访者林汀、Cindy及J君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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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日）《对话“内地生”：符号、误读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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