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内地生．三】族群对立与分裂 如何在反修例中放大
尽管如此，在香港学习生活的前三年给Cindy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座城市的善意。刚入学时，学长学姐带队小组活动，本地同学会主动要求学长学姐讲普通话照顾内地同学。入学后，尽管还是和内地同学更亲密，但也有相熟的本地同学可以一起做project、逛街、做饭，相处很愉快。无论是生活抑或学习方面，Cindy都从未因“内地生”身份受到区别对待。
然而，6月以来反修例风波的发展变化，使Cindy觉得自己“愈来愈看不懂这个城市”。
9月开学后，她所在的学校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批评示威学生“不好好学习”、“瞎闹事”，被学生视作“在课上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随后，这位老师的照片被大量地打印出来，贴在校园的地面，同学们来来往往都会从上面踩过去。Cindy无法理解同学们为何要这样去“斗”一位老师，不知道这对于他们的诉求有何帮助。更令Cindy不解的是，为什么另一位老师却可以身穿一身黄色，在课堂上宣讲“时代革命”。
“为什么前者是在表达政治立场而后者就不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双重标准？所谓的‘言论自由’难道不应该是无论哪一方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吗？”Cindy眉头紧锁，语气激动。
充满火药味的校园使Cindy感到如履薄冰般压抑，和原本要好的本地同学之间的相处也变得小心翼翼。为了维持关系，大家心照不宣地不谈政治。“我看到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政治立场，和我不同，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闹得大家不开心。所以只好保持沉默咯。”她无奈地耸耸肩。
这样的生活使Cindy非常理解在寝室外挂起国旗的中大女生，“她应该也是压抑久了吧。”
校园里挂满攻击性标语和海报、街头喷上的“支那”等侮辱性字眼、被剪碎的国旗和涂污的国徽……“我觉得一个内地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觉得愤怒很正常，而她也只是用相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攻击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把矛头指向无辜的人。”
选择融入的困境
“香港共同体”概念提出者、专注身份认同研究的台湾学者林泉忠指出，历代移民都要经历融入移民社会的困境。但是，当下的“港漂”却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于香港本土意识形成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其排他性与“北上广深”等内地一线城市有所不同。在自行运转的社会制度下，香港形成了本土的社会特色、文化特色，并积累了独有的历史发展经验。香港本土意识的排他性也因此界限清晰。其具体体现为，作为族群的香港社会和作为族群的内地社会在一国之下，族群间的对立与分裂愈发严重，相互不能认同。这一矛盾在反修例风波中被放大。
另一方面，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当前来到香港读书或者工作的“港漂”更具“主体意识”。“大家都是中国人”，如果没有硬性要求，甚至不需要学讲广东话。因此，当他们遭遇当下的社会运动，过去既有的信念和价值体系受到批评、身份受到针对，情感上会更加难以接受。
“我选择来这里读书，是因为这里教育环境好。未来我肯定是要回到内地的。”Cindy说，“一方面，我不属于这里；另一方面，我还是想要留在家人身边。”
林泉忠认为，移民身份认同的取向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生活环境、社会氛围、原有社会牵绊等等，但最为重要的仍然是个人意愿—也即是说，成为怎样的人或归属何处终究是个体的主观选择。
随着示威活动中“私了”行为进一步升级，林汀突然发现当自己走进呐喊的人群中时，开始感到紧张不安。不敢拿出手机拍照或者打开微信，害怕自己不小心讲出普通话，担忧被人群追逐、包围、针对……
“一个月前，我告诉自己这些人不能代表‘香港人’，这个想法会稍为减少我的困扰。”林汀说，“现在，我还是会认为‘私了’是运动中的个别情况。但我必须承认，除了加害者个人要负法律责任，整个运动中的几方参与者—包括港府的不作为，警方的失控，示威者无大台、无纲领以及情绪化—都是‘私了’行为的催化剂。”
8月后，林汀不再上街参加游行。其一是因为运动形式变化后，不上连登、没有本地朋友的她很难获得活动资讯；其二是因为愈来愈多活动获警方的反对通知书，而她必须为远在家乡替她担忧的母亲负责。
习惯了香港社会的高效、自由以及规则优先的Cindy，还需重新调整去适应内地社会的运行逻辑，以便为未来做准备。这并不容易。
比如，她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挂国旗的中大女生发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会被删除，而《环球时报》“营救内地生”的倾向性报道却大行其道。她说：“前者让我感觉被抛弃，后者让我感觉被利用。”理解这些“不可理解”过于痛苦，她说：“我还是宁愿不去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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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日）《在困惑中徘徊 沉默内地生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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