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灯柱】监控阴影笼罩全城 智慧灯柱毁于失信
“Big Brother is watching！”不少港人都担心这句出自小说《1984》的名言会成为今天生活的写照。 随着反修例风波持续，智慧灯柱镜头、感应器等装置惹起监控市民疑云，因而成为众矢之的。在8月的游行中，示威者除了争取“五大诉求”外，亦用行动表达对政府监控的担忧，游行以酿成警民冲突告终，有20枝智慧灯柱被拆毁。究竟市民对智慧灯柱的忧虑从何而生？当科技与私隐、便捷与自由是永无休止的一场博弈，相关部门又该如何应对？这是政府发展智慧城市不可回避的一课。
在8月24日观塘大游行中，拉倒智慧灯柱、随后欢呼声四起的一幕教人记忆犹新，然而当中所推倒的远超于此。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不单在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唤起市民对个人私隐的关注。智慧灯柱属香港智慧城市蓝图的起步点。2017年7月，《香港智慧城市蓝图顾问研究报告》出炉，多功能智慧灯柱是“智慧政府”的政策之一，旨在提供交通、天气、环境等实时数据，加强城市管理。同年12月，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资科办）发表《香港智慧城市蓝图》，提出在市区设四个试点，合共安装约400支智慧灯柱，试验计划为期三年，所搜集的数据以开放数据形式在“资料一线通”发放，观塘及九龙湾正是首阶段试点，约50支智慧灯柱已陆续启用。
“科技是中立的，如何使用科技则是另外一个议题。”香港互联网协会网络保安及私隐小组召集人杨和生指，如果抽空当下社会背景，智慧灯柱此类传递即时信息再作反馈的科技本可带来一定好处，如检测邻近交通状况作出塞车提示、侦测罪案甚至防范罪案等，这些均可惠及市民，但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出现后，“大家对政府会否滥用资料变得很担心，可能很不公平地使用资料，做出追踪等额外用途，这些使大家很不信任”。
推倒灯柱，向监控说不？
推动智慧城市是大势所趋，我们不难在各地城市发现智慧灯柱的踪影，例如新加坡、美国、英国、西班牙均有城市推出与智慧灯柱大同小异的路灯改造计划。杨和生说，这类科技存在已久，更在其他地区落实多年，但香港刚起步便举步维艰，市民主要忧虑之一，在于不信任政府如何处理和使用所收集的个人信息，一旦灯柱在全港普及，便俨如形成一条带有追踪功能的路径。
智慧灯柱有两大功能：一是搜集数据，灯柱设有交通探测器、全景摄影机、气象感应器及空气质素感应器，协助不同政府部门搜集三类实时城市数据（交通快拍、气象及空气质素数据）；二是发射讯号，灯柱可成为小型基站，配合5G网络提供免费Wi-Fi，或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配合视障人士手杖系统导航等。
杨和生的另一身份是科技公司的顾问服务总监，专门为企业及政府提供资讯科技保安及网络安全的顾问服务。平情而论，蓝牙传送器在于传播讯号，展示灯柱地理位置，再看周遭设备能否配对，开发相关应用后可用作定位，是否真的那么容易认人？杨和生说未必。“例如你有电话，蓝牙知道有电话存在，但还要透过许多配套才知道它属于你。因此未必有那么直接关联，但镜头拍到你（容貌）就是你。”
对于网民关注智慧灯柱内的RFID，担心可读取智能身份证内的资料，变相监控市民，负责开发智慧灯柱RFID的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监黎振伟曾解释，智慧灯柱的RFID标签仅储存该灯柱的地理位置数据，属于定位装置，没有读取数据功能，即无法采集数据。杨和生亦指出，第二代智能身份证已有改善，即使被智慧灯柱读取，也只会出现随机数字，即只知有人走过，但无法辨认身份，“所以理论上不用太担心，但毕竟现在大家也不相信政府，就算你多详细解释也好，大家就是不信任政府。”杨和生无奈说道，这些质疑及顾虑都是能够理解的，但在实际的技术操作上，是否真的可令一个人的身份无所遁形？他坦白说其实没那么直接。
事隔三月，被破坏的智慧灯柱经已重新装上。然而，面对种种质疑，政府仍未交出答案，先以暂缓功能作回应。其实创新及科技局联同路政署早于7月举行的技术简介会上便宣布为了释除公众疑虑，将暂缓启动三项涉及私隐问题的探测和摄影功能，即环保署以摄影机协助监察非法倾倒建筑废物黑点、运输署的蓝牙交通探测器及摄影机收集车牌号码计算不同类别车辆使用道路数量。资科办表示，会就上述功能作咨询，获得社会共识后再启用功能。
当市民对智慧灯柱疑虑重重，政府先暂缓以回应民情固然可取，但亦有责任回应相关疑问，像如何及谁人储存、管理及分析数据，会否辨识个人身份，以及日后会否引入智能天眼监控市民等。更甚的是，在技术问题以外，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才是关键所在。
早在观塘游行前，资科办曾多次回应社会质疑，澄清智慧灯柱并无人脸辨识功能，所拍摄的影像不会传送到第三方作人脸辨别用途，而其他影像监测功能的解像度亦被调低，以及RFID不能侦测或读取身份证资料，惟智慧灯柱仍难逃一劫；负责安装智慧灯柱蓝牙发射器的供应商亦表示因公司董事家人及雇员受到人身安全威胁，故停止供应及安装其他智慧灯柱智能装置。
理论上，智慧灯柱除照明外，亦设有收集、网络存取等功能，短时间收集大量数据再加以分析，原意用作便利市民，并防止出现影响社区的违法行为，例如违例泊车、倾倒垃圾等。但在日益泛政治化的氛围、政府民望低落、认受性低时，数据储存、管理以及使用容易引起社会质疑，百口莫辩。不单是智慧灯柱，任何一种能协助政府收集海量数据的智能科技甚至沿用已久的闭路电视，也会卷入敏感的私隐问题，就在9月初，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网络摄录机同样遭殃，有一支位于油塘的摄录机，三日内两度遭人拆走及破坏。
这反映大众对政府所采用的科技存有很多问号。如从市民角度出发，杨和生认为，这与政府透明度息息相关，在处理个人资料及私隐保障一事上，政府有责任加强解说，释除公众对私隐的疑虑，并公布存取权限，如谁人可运用什么权力观看片段及分析等，而储存、管理及使用片段均属不同的关卡，市民应有权得悉严谨清晰的措施，政府可公开更多智慧灯柱或其他设备的资料。“但还是那一句，这是信任问题。”杨和生无奈地重复道。
一直以来，市民对政府信任度低处未算低，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0月底公布最新民意调查，合共访问1,038人，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特区政府的最新信任程度比率为23%，不信任比率为68%，信任净值为负45个百分点，较8月份的对上一次调查再跌8个百分点，再创1997年有记录以来新低。杨和生慨叹，香港典型的保守心态本已窒碍创科及智慧城市的发展，落后于人，“现在社会出现这种事故，变相出现了更多一重的障碍，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观塘示威中，有示威者为智慧灯柱的零件拍照上传，其中一个蓝牙定位器的制造商疑涉内地“天网”工程承办商，因而加剧公众对资料使用者的疑虑。市民对智慧灯柱的不信任从何而来？政府固然难独善其身，但最为根深柢固的偏见往往来自意识形态，一旦陷入意识形态的漩涡，争议只会永不息止。
成立咨询专责委员会 亡羊补牢？
杨和生观察到，镜头是智慧灯柱众多设备中最令大众忧虑的，因镜头有其他额外功能。若智慧灯柱改用更能保障私隐的科技例如雷达，市民的反感程度或推行智慧灯柱的阻碍程度或变低。在科学园设置的智慧灯柱便是装设雷达而非镜头，既能侦测附近车流和人流，协助疏导交通，又不会引起私隐问题。杨和生认为，如何将科技用得其所，是最重要的问题。
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批评，政府未有深思熟虑如何推动政策，亦没有进行公众咨询，变成今天的亡羊补牢。“智慧灯柱不是不做，但不一定要这样做，是否真的要用到镜头？在这个时间点是很敏感的。”他说，政府时至8月才成立多功能智慧灯柱技术咨询专责委员会，但灯柱早已建成，变相有不少基本问题无法扭转，若其他装置也能达致相同效果，是否一定使用镜头？他透露，雷达曾被政府视为选项之一，只是早已被否决。
如果政府有进行咨询，20枝灯柱遭毁坏的下场会否可改写？翻查相关咨询文件，资科办在去年及今年曾先后四次在立法会、九龙城区议会及观塘区议会汇报“多功能智慧灯柱”试验计划，并在会上征询议员意见，当时曾有区议员就灯柱数量及密度、数据的保安程度及用途、个人资料私隐保障及公众知情权提出疑问，惟当时未设公众咨询，时至8月才成立专责委员会，与业界专家及学者检视相关私隐保障及资讯保安技术事宜，目标是今年年底前提交报告。
政府在香港各处均有设置高清镜头，即使未经广泛咨询，市民也不以为意，如十一年前的旺角镪水弹事件，大众对安装镜头更是欢迎，只是民情今非昔比，大家对自己的私隐保障要求变得很强，恐惧大于一切，对拍摄也敏感不已。“现在的民情是愈多监控，愈大恐慌。而人、车、手机，就是披露私隐的最简单途径，大家最担心的都是这些。”该业内人士续解释，例如运输署的车牌识别系统，即使署方表明会将车牌加密，但配对车种后，能否找回车牌？如果推出新项目，政府有否做好监管，包括使用范围及由谁使用都是重点，无论是政府或委员会，要令公众释疑，在目前民情很难做到，毕竟市民普遍不信任政府，种种解说均无补于事。“政府也说做了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私隐影响评估）后没有发现问题，但现在问题是政府做了也没人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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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监控阴影笼罩全城 智慧灯柱毁于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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