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灯柱】是科技问题，还是信任问题？
科技与个人私隐之间如何平衡，素来是难题。“监控灯柱关注组”在今年8月发出新闻稿，根据智慧灯柱及智能装置规格技术文件，向政府及专责委员会提出回应及质疑。当政府面对质疑，清楚解释最为重要，但香港互联网协会网络保安及私隐小组召集人杨和生观察到，政府到目前为止的说法仍未能令人释疑：“政府所说的仍是很表面，当拿招标文件与回应对照，便发现有出入……毕竟录影后，真的可以在背后做很多事情。”
事实上，不论政府如何保证，对大众而言，灯柱硬件已装上，但内里软件可按照政府要求，不停升级及更新，这一幕正于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门上演。澳门保安司9月底宣布为于2015年推出的“全澳城市电子监察系统”增加人脸辨识功能，预计明年前澳门会设置1,620支“天眼”。在科技大趋势前，当政府不断以高效、方便为由，推广智慧灯柱时，又有否低估民情？即使政府需要收集数据，当中的安全及公众知情权又可如何保障？市民又能否向被收集数据说不？
无可否认，政府并非唯一收集资料的单位，只是比起私人企业，大众对政府的戒心较大，毕竟私人企业的产品服务尚可选择不用，但政府的监控却避无可避，加上智能灯柱能便利搜证，同时与内地“社会信用评级系统”接轨之说甚嚣尘上。政府享有行政权力，当社会对政府失去信任，政府想要运用科技以达致管治效果，只会事倍功半。若大众难以知晓当中操作及影响，不难理解智慧灯柱为何衍生出诸多讨论和争议。
对政府镜头的恐惧从何而生？杨和生分析指，政府拥有执法权力，如果执法机关不公平地使用这些资讯，的确使人害怕及心存戒心；而且政府有别于私人机构及商舖，商舖虽有镜头可摄录顾客行为，但那些镜头在市民眼中是“街边买到的科技”，市民也清楚“被摄录的底线”，信任度亦因此而生；反观政府坐拥资源，也有特殊权力采购先进科技，如果将相片放入系统，再与全港的镜头片段作配对，市民的行踪便一目了然，“政府所多出的权力是一般商业机构没有的，这亦是市民特别关心的地方。”
镜头无处不在 市民担忧所在
除智慧灯柱外，传感器和摄录机等收集数据及侦测装置在街头无处不在。正所谓口讲无凭、有片有真相，自从十一年前旺角行人专用区发生高空三掷镪水弹、酿成过百人受伤后，油尖旺地区设施委员会2009年决议，在登打士街栢裕商业中心及豉油街荷李活商业中心天台安装八部闭路电视，当时区议会规定，警方只可就高空掷物案件取用录像调查及缉凶。时至今天，行人专用区已被取消，利用天眼预防罪案的做法却未有停止，当区区议会在今年上半年拨款更新闭路电视系统，影像解像度由720P升级至4K，镜头所拍摄的影像亦变得更为精准，而影像储存期亦由14天延长至30天。此外，闭路电视影像用途亦被扩大，警方可就任何刑事案件提取录像。
除了边境、出入境管制站及香港水域外，近年政府各部门积极在其辖下范围或公众地方，装设闭路电视及镜头，作保安及监察之用，据《香港01》早前参考立法会文件及各政府部门（环保署、运输署、食环署、房屋署、康文署、警务处）提供的数字，保守估计现时至少有过万部公众闭路电视遍布全港18区。如运输署多年来在全港交通繁忙的道路、政府行车隧道及管制区范围装设闭路电视摄影机，以监察交通情况；食环署于去年6月起在全港115个非法弃置垃圾黑点安装网络摄录机，以遏止非法弃置垃圾问题，摄录机数目将在未来两年陆续增加。当时食环署表示，署方会按照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出的《闭路电视监察及使用航拍机指引》实施有关安排，在摄录范围内张贴告示提醒，而仅限于采取法律行动时方会披露录像，若违例事项在六个月内未能作出检控，有关的录像将会被删除。
《香港01》曾经报道，现时食环署及环保署安装逾200支摄录柱，大部份备有影像分析功能，可让电脑实时分析市民的行为，以作执法之用。当中食环署由去年6月至今年8月15日一共向警方提供37段片段作调查、执法或检控用途，与同期79宗“捉垃圾虫”检控案件相比，比率接近一半；而环保署过往三年曾应警务处、食环署及香港海关要求，分别提供了12段、5段及2段录像片段，用作执法及调查。
在正常情况下，部门间共享录像或许已令市民担心不已，在普遍不信任的政治氛围下更甚。记者曾分别向食环署及警务处查询按照什么原则及程序提出或批准要求，食环署回复指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486章）（下称《私隐条例》）第58条的规定，在涉及执法及检控的要求下才考虑向其他部门提供相关录像片段，有关部门会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出的《闭路电视监察及使用航拍机指引》处理有关录像。警方在截稿前仍未回复。
现时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均在公众地方装设许多镜头。镜头本有监察管理、维持治安、打击罪案的作用，在公众地方、公共屋邨、公共设施入口及升降机等安装闭路电视摄影机无可厚非，而《私隐条例》亦可就“罪行的防止或侦测”此合法理由作出豁免。但片段被收集后会否被滥用、市民的知情权可如何保障，这些亦是各国亟待研究并完善的一课。
如在英国，《2000年规管调查权力法令》（Ripa）赋予政府权力，在公众场所安装监控镜头及偷听器，甚至可聘请私家侦探调查怀疑犯罪活动，英国自由民主党议员帕迪克（Brian Paddick）在2016年引用《信息自由法》，要求各地方政府披露Ripa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在283个地方政府中，有186个曾行使Ripa赋予的权力，在过去五年执行2,800次、合共逾55,000天的秘密监控行动，但地方政府主要用作打击宠物狗随处便溺、非法喂饲白鸽、乱丢垃圾等非重大罪案，因而被批评滥用监控权力。帕迪克批评，地方政府利用本用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去针对微不足道的事情如狗吠声或炒卖戏票；英国内政部回应指严谨审批所有申请和独立调查Ripa是当地政府处理与民生相关事务的重要工具，可见尽管法令没有明文禁止，但用途的灰色地带仍会受批评。
政府部门间的共享固然需要关注，警方以执法或调查为名向私人地方取得录像的程序更值得注意。曾有报道引述讨论区帖文指，8月5、6日一连两日有示威者包围深水埗警署，警方随后到黄金商场向管理处索取闭路电视录影，警告若不合作或涉阻差办公，最后疑因警方态度欠佳及拒出示委任证而遭管理处拒绝，其后管理处还贴出告示，表明不会提供录像资料。警方无视程序甚至涉及滥权，亦是大众需要警惕之处。
私隐觉醒 法规却停滞不前
科技也有缺点。杨和生有感香港不论是个人私隐保障或整体法律均落后，很难追贴科技发展，但这种落差非香港独有，“外国也是科技先行，在应用过程中发现有问题再作纠正，很多时都是用此种模式。”科技发展往往比法律监管先走一步，但不代表能疏于监管，应跟上科技，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障条例》（GDPR）于去年5月生效，从严规范资料收集。
近年来不少具自动化人脸识别功能的闭路电视系统如雨后春笋涌现，应用于保安及监控，引起侵犯私隐的忧虑，有地区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纷纷透过法律保障私隐，如汇聚不少科技专才的美国三藩市，当地监督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停止秘密监控条例》，禁止政府部门使用人脸辨识技术，成为全球首个禁用人脸辨识技术的城市，但联邦政府管辖的海港、机场设施、私人及商业机构不在此限，麻州的萨默维尔（Somerville）及加州的奥克兰亦紧随其后立法，相信不少地区亦开始关注及研究规管。
可惜的是，香港私隐保障法规停滞不前。港府在6月初回应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表示未有部门采购或研发具录影及自动化人脸识别功能的闭路电视系统，或在闭路电视系统使用自动化人脸识别技术，而容貌等生物辨识资料亦受《私隐条例》相关条文规管，但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政府和企业收集及管理个人资料应受更严谨的监管，可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没有刑事调查及检控权力，违反《私隐条例》不直接构成刑事罪行，依据条例如机构不遵守公署发出的执行通知才属刑事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处最高罚款港币五万元及监禁二年，此等罚则阻吓力欠奉，遑论企业以至政府部门忌惮公署。公署正检视本港《私隐条例》，曾表示期望于今年上半年提出具体建议并咨询业界，惟迄今未见下文。
善用科技但不抵触私隐是社会的共识，因此政府不能只着眼于科技带来的好处，而忽略背后的私隐隐忧。本港推展智慧城市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其他先进城市，当全球不少地区早已拥抱科技，以解决不同城市问题，香港也不应因噎废食，应尝试从如何善用科技同时平衡私隐保障方向讨论，如就智慧灯柱收集数据相关事宜，邀请第三方如专业人士、学者、私隐专员等一同加入监察机制，或为私隐专员公署充权；又如参考美国芝加哥做法，当地政府在2016年推行的都市监测计划 “物列阵”（Array of Things），利用智慧灯柱搜集城市实时环境数据供研究人员或大众使用他日若有任何与私隐相关的变动如增设侦测器的硬件及软件，需由政府物列阵监察委员会通过，如果新增数据收集类型，则需咨询外界独立顾问。
在智慧灯柱以外，政府如何在智慧城市的巨轮下，让市民得悉及监察政府数据收集、管理和应用，令程序更公开透明，同时革新私隐保障的法例、加强个人资料私隐公署的权力、防止政府和商界滥用数据，也很重要。
今次社会风波中所推倒的灯柱不但象征智慧灯柱引起的私隐隐忧，还反映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失信于民、监察和保障机制失效，致使科技项目备受牵连。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无法在科技以至其他范畴取信于民时，无论在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视作谎话连篇，堕入“塔西佗陷阱”之中，重建官民信任是急待政府补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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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监控阴影笼罩全城 智慧灯柱毁于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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