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会选举】素人胜选之后 如何对抗建制派围攻？
上届区议会选举中，同样有一群受雨伞运动这宗社会政治事件启发而参选的“伞兵”，最终多人成功当选，包括徐子见、杨雪盈、邝葆贤、黄子健、黎梓恩和刘勇威等。当中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徐子见以200票之差成功“拔根”，击败在东区渔湾扎根十多年的建制派大将钟树根；杨雪盈成功攻入以往全由建制派当选的“红区”湾仔区议会，亦成为佳话。
从素人一路走来，四年的议会经验让两人不再是“新丁”，但当日“打破建制派垄断区议会”的政纲，却未见有实质成果，徐子见豁达地退一步看，笑言四年来看到很多“得意嘢”；杨雪盈说每次要引起居民关注及联手反抗都要“整色整水”，议会投票总是“一人反对”，自嘲“可能太天真”时，却仍未放弃，依然抱着信念，希望改变议会生态。
徐子见在上届区选中被视为冷门，他甚至是提名期的最后一日才以独立身份报名。在渔湾区胜选后，徐子见单是租办公室便遇上困难，当时仍是立法会议员的钟树根续租渔湾邨的区议员办事处，在房委会于渔湾邨欠空置单位的情况下，徐子见带上了折台折櫈，摆了流动办事处约一年，当时腿部行动不便的他，每次开设“外勤办公室”工作都困难重重，却让街坊更容易在区内接触他，延续了选举期间的“落区”工作。
以往从未参与政治的他形容建制派开会时完全是“封杀式”，“所有民主派提出的动议，他们也会恶意修改。他们会改数个字，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但他们坚持要改。这是很令人沮丧的，民生议题，你赞成就通过，反对就不要通过。但他们不是这样，每个我们提出的议案也要修几个字。从此，我们不再动议，全部要求、要求、要求，其实这是不健康的。”
徐子见的政纲提到要扭转建制派垄断的局面，到底垄断会阻碍什么工作？他举例说，今届政府给予每区3,000万元做有盖行人路，东区的拨款完全是一个错配的工程，但工程一致得到建制派的支持，他们并没有做到真正为民设想，议会也没有发挥监察公帑使用的功能。“是很有趣的，东区文化广场没有上盖，他们想建一条行人路通去广场，在露天广场旁建一个有盖行人路。那有什么意义？另外，那个文化广场是否真的那么多人用呢？使用率如何？有没有机会每晚也有人用？我相信不是。最多人用的时候应该都是假日。”他说。
“那笔钱是否应用在其他地方，真正为市民遮风挡雨？但像我刚才说，建制派全部支持建设这上盖。如果你问我，不如用在东区医院更好。民主派有三个方案，我们要求很简单，愈多人受惠愈好，但我们全输，（因为）他们人多。”他坦言对议会的想像有落差，“原来可以做到这样，绝对的理性讨论不是这样，可能有hidden agenda（无可奉告的理由）。我用得意去形容，因为我不是用一个政治眼光去看，如果政治人就会很生气，我有点抽离，以普通市民眼光去看，他们到底玩什么？”
建制派在不同场合常常强调一件事，就是区议会不讲政治，只讲民生，他却不见得是这样。“一地两检，他们入份文件在大会讨论；旺角暴乱，他们又入一份文件去讲；最近的《逃犯条例》修订，他们也入大会讲。但我们想讨论警暴，他们不让我们讨论，（提出）各种不同理由。虽然我们可以读三分钟声明，但我们希望的是讨论，让政府知道东区区议会如何看，而不是这样读三分钟，没意义的。”
讨论看派别 议政停滞不前
谈到区议会的议政文化，他认为是“非常之差”，近乎没有议政文化。“议政的意思是大家有讨论空间，大部份时间东区也没有讨论空间，大家不是用高质素的讲道理方式去看事情，这是很悲哀的事，我自己好少少，没有党派，不会因为你政治身份，如是建制派提的就不发声，我也会赞成他们的议案。那反过来，我自己有民生议题，也希望他们支持我。”他认为区议会讨论真的要看议题而不是派别，但感觉是因为派别的问题令议政停滞不前。
作为独立区议员，徐子见不是每次都跟有政党背景的泛民区议员同声同气，也因为自己是素人，欠缺经验及前人提点，对该不该去和政府官员沟通交流的场合、该不该现身政府部门邀请的地区活动、在哪些会议上要对官员的回应穷追猛打、哪些会议只会徒劳无功，样样都要慢慢摸索。
徐子见说，“无党派有好有不好，好处是没那么多羁绊，但不好处是所有党派都会视我为怪胎，他们（泛民政党议员）有政党文化，尽量不要跟建制派有任何交流，我会抽身少许，不太理党派。比如有一次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设午宴，所有民主派议员没有去，我有去，我真的有问题想跟局长交流，可能在他们眼中，我是‘痴线’，跟刘江华吃饭？傻㗎？”
东区区议会35个议席中，建制占25席，徐子见与泛民政党议员虽不完全同声同气，但起码不是势孤力弱，未至于像杨雪盈在湾仔区议会中要单打独斗。杨雪盈总结这四年的经验，形容是一份礼物，让她尝试做很多不在其位不会做的事。“每个星期二开会像被人打一身，不是physically（身体上）打架，而是他们‘戾横折曲’得很严重。”杨雪盈想做的事很多，身为文化界一分子，她和邝俊宇联合界别中人一起倡议政府设立一个10亿元基金，以翻新空置校舍供文艺界使用，并跟进文化界使用工厦的议题。但落到社区层面，就算想推动公民参与，想落实竞选时的承诺，在议会上还是很难做到。
推动宠物公园是其中一个她未能兑现的计划，当选后，她和团队推出咨询文件，做了约1,000份问卷，居民普遍认同改建大坑莲花宫花园为宠物公园的方案，但该方案在竞选时已被邻区（励德邨、天后选区）、属新民党的李文龙力阻。后来，区议会于2017年成立休憩用地设施及需求研究工作小组，就区内用地需求作整体研究，由李文龙担任主席。
杨雪盈忆述，李文龙曾指励德邨有800个居民不同意她的方案，但对方未有公开问卷调查样本、调查方法等。“最后只有一个圆形图表说有多少成反对，区议会也没有意识去认证其真确性，怎会是这样的论政水平？我们有一大叠问卷放在桌上，问卷问题是什么、何时做、在哪里做，这些都是基本，但他统统都没有。就这件事我是很愤怒的，但区议会主席就指，一个议员赞成一个议员反对，那就‘打和啦super，下届再说。’”
她不想就此放弃，建议找中立的学术机构就宠物公园做研究，但她认为建制派“整色整水”。“他们建议研究老人设施、公园设施够不够，像挂圣诞树般挂上去。我本来觉得如果资源足够的话，做了也是好的，但后来他们甚至想剔除宠物公园的研究，把整个问题拿走。我以前在学院也有做研究，这个钱根本做不到那个质和量的研究。这件事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取回主导权。这是很深刻的事件。”她认为，对家希望她在任内做不到任何事，四年过后，倡议仍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
翻查区议会会议记录，李文龙指，大部份工作小组成员希望预留充分时间进行研究及调查，而杨雪盈认为学术机构一般会同时间进行不同的研究，故提出希望缩短进行研究及撰写报告的时间至两个月，以使于该年度推行计划的建议，留待研究机构自行简介，再由工作小组去判断是否适合，做少许改动可让小组多一个机会去了解，学术机构认为在时间上及资源上是否足够，对下年度的招标工作都有帮助。
后来，大部份工作小组成员都希望预留足够时间让学术机构进行研究报告，并在确认预留下个财政年度的拨款后，才展开招标程序。最后在只有杨雪盈反对的情况下，工作小组将向委员会申请预留下个财政年度的拨款，稍后再讨论进行招标的时间表。
到今天重提，她仍然生气。“我的政纲是讲知识为本，公民参与，大家参与，这不是杨雪盈的政纲，而是大坑居民想要的事，我们做完问卷，九成人都赞成。这是我们当区的公园，隔着十层楼高的励德邨，我们做人流报告，根本很少人会用。他说很多人从楼梯冲下来见到很多狗，会怕。这根本不合理。”
除了这个遥遥无期的宠物公园，要动用区议会社区重点项目计划一亿元兴建的摩顿台社区会堂，是另一件她花费了不少心力也无法扭转局面的事。该项目要把一个受居民欢迎的排球场拆除，建设一个新的社区中心，但场地空间面积本来过小，新方案依旧不能解决礼堂空间不足和不能重置排球场的两个核心问题。
杨雪盈认为这样使用公帑不恰当，当时联同泛民立法会议员一同反对项目，邀来陈志全、朱凯廸等人举办“摩顿台日”，举办排球赛，又拍摄充满综艺节目特色的短片简介方案不合理之处，让在排球场练习的校队用纸板写上他们反对的心声，挂在排球场上……做了这么多，方案虽然遭立法会工务小组否决，但政府小修小补后，又再上立法会闯关。
“程序上是不应该如此，但是超级荒谬。虽然不是零咨询，但很多大坑居民在见到快要拆了才知道什么事。有些迟，但我仍未放弃，如果我们（议席）可以过半数，可以在区议会启动一些程序尝试阻止。首先，我们要过半数也很难。我只能说我仍未放弃这件事，因为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可能太天真吧。”她说。
“整色整水” 引起居民关注
访问期间，杨雪盈展示了很多别具特色的活动文宣给记者，活像多元化的作品集，充满了很多新颖的概念，比如组织大坑区内的食肆和小店一同在大莲花公园参与“大坑秋祭”，推广“无饮管日”，让居民感受音乐、树和自然的关系，教做手工皂，推动垃圾分类，甚至还请来关注社区动物的组织折耳猫、野鸽……“在区议会议程上牠们会跟随‘问题’二字，但我们在城市中可以如何和这些动物共存，如何去认识他们呢？张朝敦（渣甸山选区参选人）也做很多历史导赏团，他带来了很多旧物和老人家说故事，大家一起做，就很开心。”
活动与一般区议会举办的嘉年华式摊位的不同之处，在于邀来社区各持份者一同参与，不是单纯让居民玩游戏换礼物，凝聚的不只是社区的人，还有社区动物。为了争取大坑增加巴士服务，杨雪盈和团队甚至做了立体巴士，扮成人们上巴士，让运输署官员上去拍照；为了让官员面对仍然用井水冲厕的希云街居民，她办了个“冲厕吧，希云街！”居民大会，成效开始见到了，却又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政府官员很讨厌我们开居民大会，他们不喜欢面对居民。我会反过来问屋宇署有哪些日子可以开居民大会，我们配合他们。一开始做区议员会被欺负，后来被欺负多了就懂得反抗，他们（官员）后来就出现了。我们继续去跟，但对家知道我们做到事情，就把整个希云街割走，不再在我的选区。”访问时，记者感受到杨雪盈很享受在区内和居民互动、办活动，她常用“整色整水”来形容自己，但其实是在议会势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她仍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引起居民关注，希望有更大影响力的人能加入行动。
杨雪盈和徐子见抱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心情，明知努力未必能改变议会，仍然默默去做。问他们做议员这么久，最开心是什么？杨雪盈说是每次做活动前后，拍团体照留念的一刻。“有份一起做这件事的人一起拍照，是很好的。社区和人不会不变，那件事大家一起经历、一起讲述，大家如何记住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她说这几年来她确认了一件事，在香港，善良的人较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她笑言自己是“丐帮”，但得到很多人真心帮忙。徐子见则说，自己心目中想做的事，这四年大致做了七八成。“你问我是否很成功，我自己不会去评价，市民投票就知道。自己觉得做得挺开心，觉得挺好玩的。每办一个活动其实是‘脚震的’，当活动成功时是开心的。最满足的是帮到市民解决个案。”
欲证民主派也可做好地区工作
议会外的社区活动均为二人带来开心的回忆，但二人深明，要在议会上带来改变并不容易，取得议会大多数议席是关键，而今次的修例抗争，的确带来了契机。“之前一直想找人出来选，但没有人愿意，是跪拜式的求人来，才有一两个。想不到突然整个社会气氛不同了，很多人出来选，可能真的有机会有一半（议席）。之前不少建制派自动当选，现时没有了，资源被扯散了，再洗牌出来的效果会怎样？当然希望是正面的。”徐子见说。
今届有更多素人出来，即使他们欠地区经验，徐子见认为居民会相信他们可以带来改变。“坦白说，不少人也用我来做例子，过去四年，我有个任务，有不少人说民主派做地区工作做得差，这说法一直也有流传，所以四年后再问居民我是否选举才行出来的人，我会大胆说，一定不是的。”他这几年的耕耘，就是想改变民主派地区工作做得差这个说法。
湾仔区议会在2004至2007年期间，曾经有约一半议席由民主派夺得，当时主席黄英琦尝试过推动很多公民参与、创新的方案，但建制派主导后风气渐渐改变。杨雪盈坦言，一开头甚至凑不成一桌打麻雀的人，湾仔是大家最不想选的地方，“无论黄英琦又好，我又好，有一天我们也会退下来。那我又可以做什么呢？留下什么呢？后来，我就想在湾仔做联络人，如果有人想选我就帮忙。”徐子见也在今次选举中帮助其他素人，“他们问的，我懂的都会答，如哪里摆街站、如何摆、在哪里插旗、如何申请等，我甚至在社区会堂讲解。”
从徐子见与杨雪盈的故事可见，素人参选确实有其限制，当赢得服务社区的机会，仍要面对重重挑战。要改变区议会格局，当然需要足够多的同路人在议会内占据席位，但凭着热血加入议会战线的素人，要真正为议会带来新的处事作风，甚至重新定义区议员的角色，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份，向社区选民证明他们所投放的信任没有白费。
除了受访者外，本届各相关选区其他候选人还有—东区渔湾：蔡翠云（独立）、刘坚（民主建港协进联盟、香港工会联合会）、胡健南（柴联体育会）；湾仔区大坑：廖添诚（独立候选人）；湾仔区渣甸山：林伟文（自由党）、谢永龄（无党派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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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素人起动 区政掀新风？》专题中的《体制内之苦 伞兵经验谈 每逢开会遭“围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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