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2019】拯救香港，重建家园——香港01致真．特首公开信
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台鉴：
盼望着，盼望着，反修例风暴下的《施政报告》来了，但我们也对现届政府及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无比失望了！一切都像还没有睡醒的样子，而且怎么叫也叫不醒——行政官僚得过且过，建制政党耍耍绣花拳、“小骂大帮忙”，泛民议员循例上演“瘫痪议会”的“指定动作”，还有“离地”的投机主义者们，仍躺在软席上高谈只有民主而没有民生的伟论！
由社会深层次矛盾衍生并积压的焦虑和愤怒，藉《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大爆发，歇斯底里地咆哮逾四个月，仿佛在叫阵整个特区政府及一众从政精英的无能，令我们不得不反思“港人治港”——我们对“港人治港”的理解，是否只停留在“香港人管治香港”，而没有升华至“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的层面？回归22年以来，我们的管治团队，真的有“当家作主”的自觉吗？有为港人谋福的愿景吗？有藉实践“港人治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志吗？
当我们耐着性子，寄望特首借此关键时刻，大刀阔斧进行结构性改革，却迎来一份既未能治标更未能治本的“津贴报告”——除了终于愿意引用《香港01》倡议已久的《收回土地条例》征收700公顷私人土地、响亮地自打嘴巴、证明“土地不足”只是伪命题之外，其余的二百多项措施，有不少只是增加津贴的小恩小惠，当中未见任何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结构、重构资源分配格局的颠覆性举措，反而处处暴露传统公务员的黔驴技穷，完全无视香港当下的水深火热——继续以置业主导房屋政策，托高房屋商品价值；继续欠缺人才战略和产业政策，无法突破经济困局；继续忽视居职分离的交通负担，漠视中心极化的发展失衡；继续依赖公营医疗体系、继续懒理标准工时、继续对全民退保置之不理……
际此危难之秋，我们实在需要一位能够带领大众“拯救香港，重建家园”的真．特首！“重”字意即“重头认识”、“重新建构”、“浴火重生”——首先，必须重头认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厘清“经济民生矛盾”与“陆港政治矛盾”之间谁因谁果的关系，勿被“民主至上”的“政治正确”牵着鼻子走；其次，必须重新反省“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下的“放任经济”及“积极不干预”迷思，敢于重新建构公共财政的收入及分配结构，大胆打破严重扭曲的既得利益格局，积极透过“财富再分配”令人人共享香港的繁荣；最后，亦即最重要的一点，必须有奋不顾身的承担、一往无前的勇气、破釜沉舟的决心，才能令香港涅槃，浴火重生。
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沦，请重头认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厘清“民生”与“政治”矛盾之因果。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香港需解决“深层次矛盾”后，不同利益群体总把这五个字挂在嘴边，并按他们各自的演绎，抢夺着解释“香港问题”的话语权，却从未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够提出全面而深刻的论述。
建制派总会认为，是反中反共的政治势力窒碍香港发展；民主派则会高呼，是中央未能兑现普选承诺而衍生的政治争拗；这两大基于对内地制度的认同和否定而形成的阵营，正好构成了相当显著的“政治矛盾”，而该矛盾背后所隐含的，实则就是关乎“一国”与“两制”的“意识形态矛盾”。
问题是，“一国”与“两制”之间，虽有制度冲突，但并非完全对立，可惜长久以来却被消极而教条地演绎成“河水不犯井水”的“区隔”和“割裂”，甚至被极右本土势力扭曲成“万恶根源”，认为正是基于“意识形态矛盾”，使香港丧失核心价值，导致民不聊生——因为港府对北京唯命是从，容许大量新移民及自由行来港抢夺资源，导致基层排不到公屋、中产买不到私楼、青年找不到工作、长者看不到医生——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述，在普罗大众中广传；但这些一味鼓吹排外和歧视的从政者们却没有反思——为何它们不是特区政府未能因应增量而调整供给的问题？如果大举征地建屋、如果做好旅游配套、如果开放海外医生、如果促成公私分流......香港会否是另一番模样？而这些“如果”无法成真的原因，又和“意识形态矛盾”有什么直接关联？
于是，当反修例风暴一发不可收拾，而北京治港体系研判这是基于深层次矛盾所累积、并透过煽动“意识形态矛盾”所引爆的社会动荡后，不少把“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社会精英们，都裹着英雄披风出来反击——“核心价值被破坏，我们不关注有没有楼”——刹那间，香港仿佛只有“政治矛盾”而没有“经济民生矛盾”，或者只有基于“政治矛盾”而衍生的“经济民生矛盾”。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不吃人间烟火吗？
参考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由1992年至2018年的追踪调查，就会发现只谈民主而不谈民生的论述根本站不住脚（表一）。在回归前一个月，市民对政治、经济及民生的关注程度分别是10.4%、31.2%及43.0%；至回归后，即使是2003年“国家安全立法争议”期间，有关比例亦分别是5.0%、71.5%及17.5%；直到2014年“雨伞运动”的爆发，市民对政治的关注一度增加至21.8%，但同期对民生的关注度则高达55.9%；在去年底，市民对政治和民生的关注程度，更拉开至13%与65.9%的距离。从民调可见，回归以来，港人的政治关注度上升，但最关心的仍是经济民生。
那么，“政治矛盾”与“经济民生矛盾”之间，又是否扮演了“前因”与“后果”的关系？剖开历史脉络就不难发现，“经济民生矛盾”由来已久。根据《香港社会关系与矛盾变化研究》，在回归前，香港普遍存在华洋矛盾、中英矛盾和劳资矛盾；至回归后，前两种矛盾淡化，而后者则因经济问题而深化成当下最突出的民生矛盾，即贫与富矛盾、小市民与大财团的矛盾——本属高度外向型经济体的香港，历经金融风暴及海啸冲击、加上周边地区高速发展，仍然未能及时促成产业转型，导致地产及金融行业坐大，欠缺经济新增点，不少劳动人口从集中在学历低技术服务行业；当经济发展相对放缓，普通市民收入相对减少，而周边地区的发展逐渐追上，“黄金时代”那种一枝独秀的优越亦逐渐失却；与此同时，当物质文化需求与日俱增、物价水平亦持续飙升，很多打工仔的工资增幅根本追不上通胀，越来越有感在香港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
经济发展无法突破，与特区政府沿袭英殖时期的“官商共治格局”息息相关，故在各种政策上向工商界别倾斜，任由五大地产财团的经济垄断，延伸至煤气、电力、超市及巴士服务等关乎市民衣、食、住、行的各行各业，却未敢为工薪阶层提供基本或更多保障，令生活成本激增、上流机会减少、贫富悬殊加剧。及后美国次按危机衍生量化宽松，大量热钱流入香港，堆砌房地产泡沫，但在楼价疯狂飙升的同时，大部份港人都未能共享这种“虚高”的红利，令“经济民生矛盾”愈见突显。
例如，在2006年至2016年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虽由267,111元增加至333,601元（加幅近25%），但每月住户入息最低50%的家庭住户入息总和占所有家庭住户入息的百分比，却只由17.7%略减至16.8%。除此，在2008年至2018年十年间，以蓬勃的低端服务业为例，从事零售、住宿及饮食服务的工资中位数，只由女性的7,000元增加至12,000元、以及男性的10,000元增加至16,000元，但同期同样发达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从业员，却由女性的18,000元增加至29,700元，以及男性的25,000元增加至39,700元，两者可谓差天共地（表三）。最讽刺的是，在楼市极为炙热的这10年内，当楼价指数由120.5飙升至377.3时，本港的自置居所比率，却由53.6%下跌至49.2%，实际上只多了4万多个家庭成为业主。
从上述脉络而论，“经济民生矛盾”的大爆发，主要并非源于“政治矛盾”，而是基于港英已埋下的“重商”隐患、沿着经济本身的起伏规律、加上外围经济的猛烈冲击所造成，换言之，无论回归与否、无论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矛盾”，这些问题都无可避免。
问题是，市民越来越关心政治，亦自然对政府的施政要求有所提升，但以传统公务员为首的特区政府却总是后知后觉，不但未能及早就经济转型及产业发展作长远规划，往往到了经济危机前才小修小补，事后又继续对“经济民生矛盾”充耳不闻；周而复始，重复犯错，港府的施政绩效难免与市民期望脱钩，这令港人对特区政府越来越不满，也形成了小市民与当权者之间的“政治矛盾”。
无可否认，一般市民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大多只停留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想像，未能辩证地理解中央对港政策的因时制宜，因此，每当发生与港人想像出现偏差的政治争议时，难免触动大家的敏感神经。在“经济民生矛盾”的怨气本身已经不断叠加的情况下，铜锣湾书店、“钦点”特首、人大释法、DQ事件等争议频生，受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影响，市民难免会把矛头指向更高层级的“政治矛盾”，认为是中央未能兑现普选承诺，导致特首未能向每一位香港市民负责、使政府施政背向民意；他们甚至一厢情愿地相信，只要能够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这些人就一定能如大部份香港人所愿。由此可见，“民生矛盾”并非因“政治矛盾”而生，但前者却会催生并深化后者。
只是，台面上这些欠缺从政原则、毫无政经理念的政治人物们，当他们面对公营资产私有化、医务委员会改革、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粉岭高球场等极具争议的问题时，都可以随民粹左摇右摆，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他们可以认清“经济民生矛盾”与“意识形态矛盾”的因果关系，带领香港突破困局？
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沦，请重新反思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从结构调整公共财政的收入和分配。
当厘清了“经济民生矛盾”与“意识形态矛盾”的因果关系，不妨再回头问——为何历届特区政府都未能因应社会转型及经济发展规律，及时提出令香港大步向前的经济举措？为何管治团队好像一直都搞错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永远只是在为极少数的既得利益阶层服务，根本无法履行保护社会大多数的基本责任？为何所有从政者对“一国两制”、“区域发展”及“全球发展”的理解如此浅窄，往往只看到“危机”、保持“对立”，继而选择闭门造车、等待坐吃山空，却未能看到“转机”、学懂“协作”，从而缔造多方共赢？
问着问着，就不得不重新反思这个极具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从小就被灌输“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样的教条知识，却未有深究基于“一国两制”原则底下“高度自治”的“高”与“度”，也没有人会反思当世界巨变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要死抱“不变”以应“万变”；至中学时期，开始接触经济理论，又被“资本主义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市场经济就是自由自在不受政府干预，像香港这样公平而有效；社会主义就是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决定一切，像大陆那样衍生贪污腐败”等笼统说法根植于心，渐渐对这个经济体的各种剥削和扭曲习以为常。
“资本主义系咁㗎啦”变成上至专业精英、下至普罗大众面对社会不公的自我安慰剂，好让我们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开脱，却没有人会反问——“点解资本主义就一定系咁？”、“点解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唔系咁？”、“可唔可以令资本主义唔系咁？”——所以，从港英年代的血汗工厂，到今时今日过劳之都，这套几近原教旨式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本质上的改变，而备受压迫的我们却在拍掌欢呼甚至拼命维护这种“不变”。
也许是香港“太好命”，上世纪两次大型的经济结构转型，即四十年代后期由转口服务型经济变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经济、以及八十年代后期由制造业再变为转口及服务为主的经济，从来不是由市场或港府驱动，而是基于内地的政治或政策变化而促成香港发生根本性转变；既然没有危机，也毋须保持发展目光和危机意识，得以忽视政府在经济分配中的重要责任、漠视对升级转型的积极角色，始终高举“自由放任”的旗帜、把“积极不干预”奉为圭臬、迷信财团坐大后的“滴漏效应”，有意无意地将资源倾斜于企业和资本，纵容它们在失效的市场中肆意发展，懒理经济倾斜至崩溃的恶果。
因此，以地产为首的财团不断坐大，不断操控土地发展，不断剥削小市民，但偏偏香港政府就是这个扭曲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以2017/18年度的政府收入为例，当中关于卖地、补地价及印花税等与地产相关的收入，已经占去政府总收入的四成。收入取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但是，政府却以“卖地如卖资产，所以卖地收入属‘资本收入’而非‘经营收入’”为由，把庞大的卖地收入拨入发展基建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大大限制了在贫穷、教育、卫生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开支，未能为营营役役的小市民提供更多生活保障。
面对日渐激化的“经济民生矛盾”，特区政府往往只空谈“新思维、新作风”，却从未打算从结构上调整收入和分配、从根本上摆脱被大财团予取予携的困局——在收入方面，当局既无意检讨过分依赖的卖地政策，亦无意拓阔狭窄的税基，继续放任“富者多得”而非“能者多付”；在分配方面，港府无意打破滚存巨额储备的迷思、无意仿效新加坡等地设“主权基金”管理财政储备再把部份盈余注入经常性开支的良方、无意摆脱小修小补又劳民伤财的津贴主义，更遑论要改革土地制度（征收农地、发展棕地、废除丁地）、增拨土地及财政资源，以落实全面的产业政策、发展多元经济、为市民创造更多具潜力及待遇优厚的“好工”。
因此，在“一次分配”时，政府已经未能确保市场以“公平合理按劳获酬”制度有效运作、即无法保障劳工免受各种制度的剥削，导致富者往往获得远多于贫者的收入；至“二次分配”时，政府又未能发挥应有角色，即未有透过房屋、医疗、教育等福利政策，建立转移财富的新结构，以提高基层收入水平、巩固中产生活品质、鼓励市民创业致富，从而调节巨富阶层的收益。于是，无论经过多少次分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这就是香港——一个“超级富豪”数量排名全球第一、有近四分一人口属“中产阶级”、人均GDP媲美欧美发达城市、但坚尼系数比非洲地区更严重的地方！
没有人不知道香港之苦，但那些掌握香港发展命脉的精英们，即因循守旧又夜郎自大的官僚、没有腰骨又甘作附庸的建制、空喊民主又流于民粹的泛民，又何曾解过我们之苦？
无论是深层矛盾的折磨、资本主义的剥削，还是政治事件引发的撕裂，香港人都受够了！香港人的真．特首，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沦，如果你有志重新定义“港人治港”，如果你不像台面上的政治精英般诸多利益计算，请你鼓起奋不顾身的承担、一往无前的勇气、破釜沉舟的决心，带领香港涅磐重生！
敬颂
秋祺
《香港01》谨启
相关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18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1日）《拯救香港，重建家园—《香港01》致真．特首的公开信》。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