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未挽劣势 创科四大症结仍待对症下药
反修例风波后，今年的《施政报告》焦点完全摆在土地房屋政策，特首林郑月娥念兹在兹的创新科技发展成为配角。事实上，连串社会冲突打击营商信心、人才交流及市民对科技的信任。当政府无力解决困局，推动创科只会事倍功半。但是，政府不能因此而放慢脚步，可是，《施政报告》论及创科范畴的建议，也不见得出色。
要检视《施政报告》的建议优劣，就先要回顾现届政府的创科范畴进展。报告《附篇》罗列多项进展，例如扣税、拨款成立各种各项实验室、研发、交流和培育平台、推动开放数据和金融科技，又恒常化科技券和加强创新科技的采购政策等。
往届政府拙于支出，以至创科发展落后邻近城市。在2005年至2016年创科产业冒起之际，本地研发开支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只介乎0.72%至0.79%之间，到2017年，比例才有望突破0.8%，当中政府的比例只长期维持在0.4%左右。同年，深圳的占比是4.13%，而台湾为3.295%，新加坡为1.954%，韩国更高达4.55%，冠绝全球。研发开支比例低，反映政府、商界和公共机构轻视科研。
现届政府于上任之初承诺急起直追，到2022年，研发开支占比将达到1.5%，比2017年时增加一倍。创科成果需时培育，难以立竿见影。不过，在等候成果期间，政府亦须密切监察新政策有否对症下药。
林郑不时提及减税和税务扣减能够减轻中小企和初创企业的税务负担，扩大投资空间。然而，若减税是灵丹妙药，所有城市只需将税款大削特削，科创生态就会蓬勃起来。但现实是，减税只是锦上添花，吸纳人才、法规、促进成果商品化和融资这四个方面做得完善，对推动创科更为重要。
科研支出落后 人才计划乏回响
第一，显而易见，政府未能致力吸引和挽留创科人才。按世界银行统计，在2017年，香港每百万人当中，有约3,412名研发人员，比韩国、新加坡、美国、德国和日本落后。回归之初，时任特首董建华曾经力推资讯科技产业，但亚洲金融风暴及科网股爆破击溃初生的行业，不少从业员失业转行。再者，大学选科统计反映，学生一向对理工和资讯科技学科的兴趣有限，有志攻读研究院及醉心科研的就更少。当然，创科人才不只限于科技，还包括公共卫生、会计金融、文化创意等范畴的跨界合作，但若果按这思路去计算投身创科产业的人数，香港跟其他地方的差异只会更大。
培训本地创科人才，政府责无旁贷，但要短期增加新血，就要吸纳境外精英，带入崭新思维和人脉。然而，从过去几年各人才入境计划的数字来看，生物或资讯科技界别并非主要部份，人数比来自金融、会计和艺术文化界别为少，难与推动创科的目标相呼应。政府在去年6月起落实“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原本每年预留一千个名额，但据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该计划推出至今只批出291个配额，有86宗工作签证申请获入境处批准，与上限相差甚远。
政府认为，反应冷淡的原因是准许透过该计划招揽的人才和申请企业范围太窄，所以，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容许落户科技园及数码港以外的公司参与，同时涵盖5G通讯、物联网、集成电路设计等类别。
扩阔范围也许可以稍稍推高申请名额，但要外地人才争相来港打拼，政府恐怕还要做更多。缺乏理想的营商及居住环境，大大窒碍有志之士来港发展，抵销产业前景的优势。
举个例子，香港在生物科技范畴颇有名气，有先进的科研和实验设备以及诊断工具，而临床测试数据可同时获美国、欧盟和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认可。目前，科学园有约120家生物医药企业落户，但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肿瘤学系系主任莫树锦去年底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缺乏中长期低廉的营商和居住地方，是一大难题。他直言，人才普遍重视可负担的住屋成本、舒适的环境及子女的教育，而政府现时未能好好支援。直到今年，科学园终于动工兴建创新斗室，但只有500个单位，只能说杯水车薪。
更甚者，反修例风波绵延数月，未见缓和。良禽择木而栖，当其他地方能提供类似的科研环境，人才配套却更完备，社会经济环境稳定，香港的吸引力就无法相比，人才即使来的话也不会长居。即便入境计划条件再优厚宽松，也是徒然。
商品化步伐慢 须探究原因
第二，香港的创科意念商品化、产业化步伐缓慢，欠缺清晰指标。要全面发挥优势产业，必须把科研成果商品化，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既令人感受创科的好处，而且将盈利再投入产业。不论大小国家，其政府均积极重振制造业，既吸引生产业回流，兼而争取更多企业设立高科技生产线。可惜，香港商界短视，政府不愿冒险，担心投资亏本，不少科研成果未能在本港落地生根。MyCar电动车由香港理工大学研发、智能眼镜Google Glass内的微型显示器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但因为香港无人出资，最后分别由美国及台湾生产，外界不再记得香港的角色。
政府在2015年提出再工业化，可谓姗姗来迟。2018年，政府在财政预算案宣布注资100亿元到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援应用研发的工作。政府亦加强生产力促进局的业界顾问角色，并拨款20亿元给科技园公司兴建先进制造业中心，以及在政府采购政策加大创科因素比重等，期望重振工业品牌。的确，近年有纱厂回港生产，亦有药厂考虑回流，但有此打算者仍是屈指可数，政府仍须大力招揽厂商回流。
今年，《施政报告》建议将“公营机构试用计划”的资助范围扩大至全港所有进行研发活动的科技公司，让公营机构试用创新及科技基金项目及由科技园和数码港培育的公司所开发的产品，有利实践研发成果和商品化。然而，该建议只是小恩小惠，未够“到肉”。
政府并非对学界和工商界的问题一无所知。政府统计处每年都会公布创新活动统计，在2017年，有3.58万来自制造业、贸易、住宿及饍食、资讯及通讯和金融、地产及专业服务业的工商机构回复技术创新活动受阻，当中，知识（例如缺乏外界技术支援和协作伙伴）和经济（例如成本太高）因素各占约一半。这些表示创新受阻的机构是推动行业发展的潜在种子，只是欠缺支援。若果政府和工商界可以大胆一点，主动寻觅有志创新的机构，拉拢资金和人才，甚至合作研发产品和服务，说不定可以协助这些企业冲破难关。
另外，政府须具体评估再工业化的成效，智库香港政策研究所倡议政府订立一系列指标，值得参考。这些指标包括科研销售额对行业/企业的占比、专利技术的境外收益、创科企业参与非技术创新活动的比例、专利发明者的国籍及所属院校，又在个别资助研发项目增加商品化及知识产权的审批比重，计算社会普及程度。
初创难觅资金 投资者怕冒险
第三，缺乏风险投资基金，初创企业难成长。这也许是老生常谈，初创企业经常抱怨在初始阶段不乏政府或私人起动基金，但到了A轮融资那一步就被卡住，皆因本地的投资者仍然担心投资风险太大，又要求短期内有回报；外地投资者则认为香港的市场细小，除非初创企业旨在进军内地或者其他人口多的市场，否则难被看上眼。有初创者打过比喻，说香港有许多幼稚园及大学，但缺乏小学及中学，结果许多学生读完幼稚园便没书读。
另一方面，即使多了资金投资初创，受惠者可能只占少数。毕马威中国与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今年5月发布调查，指出虽然近年投资资金增加，但七成的受访创业者主要靠储蓄，只有两成已利用风险投资基金。
另一个业界组织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的报告显示，资金似乎偏好科技企业的“大户”，以2018年为例，创投及科技投资金额为22.87亿美元，超过三分之二都落在三家已上轨道的企业，其余三分之一就由39间企业摊分。对名不见经传的初创企业来说，无论意念再好，也可能败于人脉和知名度不足，其实相当可惜。
政府不是没有正视问题，只是太晚才推出措施。早在2009年，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就有配对资助计划，比例是基金会及私人配对一比一，上限为1,000万新加坡元。香港在2016年才成立20亿元的创科创投基金，助企业跨过创业的“死亡之谷”，其规模与风险投资者投资本地初创企业相比，比例为政府拨一元，风投拨二元。
七年时光相差多远？那是无人机生产商大疆由创立公司到销售航拍机的时间。或许为数不少初创企业因为缺乏资金，错过了本地发围时机。
截至今年5月，创科创投基金只收到九份投资建议书，当中三份完成审批，与本地逾2,600家初创企业相比，申请个案不到0.5%，难言踊跃。当然，公帑运用必须从严把关，但既然业界多番抱怨缺乏风险投资基金，创科局就应反省为何申请反应冷淡，思考如何刺激更多申请。
法规守旧 窒碍科创新经济
第四，法规未能与时并进，加上执法松紧不一，窒碍企业竞争。在2017年公布的《智慧城市蓝图》中，政府称会检视影响共享经济的现行法例及法规，删除不合时宜而窒碍创科发展的条文。出行和数据是共享经济最常谈及的范畴，但港府只是牛步推进，今年的《施政报告》亦着墨不多，只提及鼓励自动驾驶车辆的发展和应用。
其实，当英国、日本、台湾等地区的交通工具数据已经整合至一个平台，方便市民计算时间、车程、车费，有助研究者研发方便出行的应用程式，香港的运输部门却受制于交通工具营办商，到现在才逐步说服营办商开放交通数据，步伐已经落后三四年。《施政报告》现在才建议开发“交通数据分析系统”，委实太迟。
另一个经常被业界批评的范畴，是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分租安排。数据中心是集中安置企业电脑伺服器和相关部件的地方，同时储存、运算和分发数据。业界曾抨击政府白白流失宝物，2013年，Google撤回在香港建立数据中心的计划，转到台湾。Google当时解释，香港缺乏土地应付急速增长的数据中心用地，而台湾选址的占地达15公顷，是香港的六倍，故能满足这家科技巨擘的要求。Google的离去，是当时香港科创发展的一大挫折。近年港府痛定思痛，吸引各地科网企业数据中心落户。今年4月，亚马逊旗下云端公司AWS数据中心投入服务，加上美国的微软、日本的NTT、内地的阿里巴巴、腾讯陆续在港设点，以及“本地姜”新意网、名气通等，在数据中心这场战役上，总算扳回一城。
不过，政府始终未解决数据中心分租争议。政府以优惠价批出工业邨地皮，但租契列明，包括科学园在内的工业邨承租人，不得把处所分租。不少行内人不满科学园纵容园内数据中心违规分租，藉优惠租金牟取利润，对其他以市价在工业邨外投地的数据中心不公平。一家本地数据中心已向科技园公司提出司法覆核，结果如何有待法庭判决。但无论如何，此事再次提醒政府，必须公开公正处事，减少法规的模糊地带，才可维持优良营商环境。
此外，反修例风波意外挑起不少港人对电子支付、智慧灯柱及人脸辨识技术的疑虑，他们生怕政府藉产品监控市民。万一情况持续，商界可能减慢开发通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步伐，政府的科技利民措施亦乏人问津，《施政报告》提及的“智方便”数码政府服务平台随时首当其冲。
开拓数码身份并非香港首创，爱沙尼亚、英国、印度等国家已陆续推行。据悉，“智方便”平台最快明年年中推出，市民在平台登记一次后，即可作一站式服务，在各政府部门申请各项目，如填表及保存基本资料等，预期2021年有110多个服务可作网上处理，更将研究与私营机构合作。系统需要生物认证确认身份，当下官民信任陷入冰点，市民难免会质疑，万一生物特征被外泄，个人资料被轻易存取，身份随时会被伪冒。
政府要释除市民对个人资料运用的疑虑，便要毫无保留交代用途，防止失窃以及被执法机构滥用，亦要收紧保护私隐的法例，尤其要界定通讯位置为个人资料，给当事人查阅及询问机构有否拥有及转卖相关资料的权利，又赋予私隐专员公署调查及检控权力。罚则方面，政府可参考欧盟的《通用数据保障条例》 ，赋予公署行政罚款权，毋须经公署向被投诉者发出执行通知，加快处罚程序，罚款则按该机构全球总年度收入的某个百分比收取，从而加大阻吓力。政府亦要收紧法例，要求机构须在指定时间内，向公署通报资料外泄事故。
忧虑科技被盗窃、被滥用、侵犯私隐的现象亦出现于英国、美国等民主政体；公众除了针对政府，亦针对于企业。说到底，要释除相关疑虑，关键仍在于官商民互信，以及有完善的权力制衡及数据应用监察制度。政府既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也必须从严律己，日常施政要磊落，以建立整体、普遍的信任。在这个问题上，创科局除了多向市民解说，还要劝告其他政策局，力陈官民互信是创科发展的必要条件。《施政报告》承诺明年更新《智慧城市蓝图》，这也是适当时机落实加强保障市民个人资料的良机。
主动规划河套区 大举引领创科
港府矢志推动创科，包括增加开支、推出吸引人才计划、促进研究成果商品化、增加投资补助计划，但当措施推出后，每每回响有限，难以突围，而反修例风波更令香港雪上加霜。要走出困境，除了解决上本文提及的一大堆问题外，政府必须主动规划位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园区最快于2021年落成，占地87公顷，土地将不成问题。汲取了数码港及科技园在道路及住宿安排的缺失，港深创科园的配套可望更充足。在此之上，港府必须跟深圳市政府携手加强官产学研商五个领域合作，促进港深两地人才、科研经验、技术交流，从而肩负科研、高等教育、文化创意等任务。
园区将会主打机械人技术、生物医药、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四大领域，政府既要罗致合适企业和学术单位进驻，资助有前景的初创企业成长，亦要营造园区开放自由的空间，让各进驻单位愿意互相交流，刺激思维。港府亦应善用深圳的生产潜力，协助企业把科研成果商品化，然后利用港方成熟的专利认证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发明者的心血。
城市竞争愈趋激烈，香港要摆脱地产主导的经济死胡同，大力发展创科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但要取得成功，便需要消除落实政策的阻力，真正实践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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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8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1日）《《施政报告》未挽劣势 创科四大症结仍待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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