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四中全会　或是中共的“社会主义总动员”

8月30日，中共召开月度政治局会议，除了审议几项党内法规条例外，还通报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动向。关于四中全会，外界关注的始终有两点：何时开？主题是什么？围绕着这两点，过去一年已经有太多猜测，而此次政治局会议通报，10月四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撰文︰郝雅璐

用“万众期待”来形容这场中共全会一点也不夸张，之所以如此受关注的原因大概有二：召开时间与背景。 从召开时间来说，去年1月、2月中共“意外”连续召开了二中、三中全会，距今一年半有余形成了空窗期。而根据惯例，中共每年要召开一至两次中央全会，因此，四中全会也就被认为是一场“被延期”的会议。对于极其讲究规律性与传承性的中共来说，这种不规律的安排也就给外界造成一定的想像空间。

之所以说十九届四中全会“被延期”，是因为它其实是符合中共中全会9、10月召开的惯例，只是因为十九届二中和三中因为要赶在当年全国两会之前通过修宪和机构改革草案，出现提前召开的缘故。

从外界关注四中的背景来看，去年3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摆上台面，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打”与“谈”成为两国互动的主要基调，与美国关系生变带来的系列效应就是，从中共历次会议的表述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社会情绪也在随之波动；外部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不仅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施压，还有被扰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在国际关系变动中催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宏观国际局势到微观民生议题，从外部挑战到内部压力，与其说期待四中，不如说，各界希望看到来自中共全党的意志如何应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系列问题。

相比2018年中国面临的内外时局，如今似乎有种顺其自然的意味，不仅是在应对美国等外部挑战的态度更加明确有力，内部的纷杂也逐渐平息，虽然当前仍有诸多议题，但从中共的应对举措来看，其重心仍是回归中国国内议题。这场“四中”舆论风波体现了过去一年中国内外局势变动下的社会情绪，也反映了中共面对压力仍能保持定力，按照既定节奏推进的强大规划性。

四中主题多涉党建与人事

根据中共通报，此次四中议题大概包括两个部份；一是工作汇报，这是历届中共全会的惯例事项；二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这项内容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的执政理念，也被称为习版“第五个现代化”，势将成为习近平重要政治功绩。可见，此次四中主要议题不再是聚焦党建、经济某一具体领域，而是针对“深化改革”这一总目标，体现了中共全会的战略性特征。

“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谓现代化，其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视野下的概念，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因此“第五个现代化”也被认为将使中国摆脱“人治”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文明规范，也将使中共成为现代化的执政党。

梳理历史，中共历届四中全会主题多位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份，讨论内容亦涉及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命题。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农业；1985年9月16日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主要完成了两个主题：讨论并通过“七五”计划、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原则；十三届四中全会于1989年6月举行，在六四事件已发生的大背景下，这届四中主要聚焦高层人事，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十四届四中全会在1994年秋天举行，主题为党建；十五届四中全会则把主题聚焦在经济领域，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首次召开全会专门研究国企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此后召开的两次四中全会，主题均聚焦在党建领域。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将“法治”作为中全会主题。

从时间上来看，除了1989年和2014年的开会时间分别定在6月和10月外，其他都是在9月中下旬召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中通常也是中南海高层人事安排的重要时刻，比如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在“六四”之后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总书记；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胡锦涛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而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卸任。

虽然每次全会内容各有侧重，但在整体上有一个贯穿如一的主题，也即中央全会的衔接性。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分别是选举产生新一届的中共领导层、修宪、讨论中国国家机构领导人名单及审议党政机构改革方案。从此可以看出贯穿十九届中共全会的那根线就是“改革”。

更明确一点的线索是在7月初，习近平出席名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被视为中共大规模机构改革划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当时习近平说，体系现代化后更重要的是要出现“化学反应”，就是官员能力“现代化”。而一个高素质的官员队伍，他们应当拥有高度的责任性、强烈的民主法治精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管理能力，来适应习近平一直不断强调的那个“百年未有大变局”。

由此可见，此次的四中全会是在7月初的党政机构改革“功成”的基础上的一次改革延续。对于中共来说，在与美国的矛盾暂时还不能得到控制，香港反修例事件的爆发给了其更加现实的考虑，即对其执政能力的考验，一定程度上说，正在面临的这些挑战也是促使中共加快自我改革的原因。而四中过后也意味着真正触及思想观念、动真动硬的改革将登场。

四中的隐藏主题—社会主义

新闻从来需要连起来观察，今年的四中还有一个主题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今年7月，习近平曾经在中共重要党刊《求是》刊文谈论“社会主义”，就在8月份，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也突然被拔高升级为“社会主义示范区”。

可以发现，尽管中南海重大政治会议、决策、高层讲话不断，但是“社会主义”这个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许久不谈的关键字又再浮现。所以或许可以下一个初步的论断，中共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将临之际，习近平要开始回答一张已经留下一百年的答卷，题目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这次四中全会可能的根本性议题。

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政治议题让位经济议题，“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中共标榜自己实践走在理论之前的口号，但是也正因为三十多年的注重实践，轻视理论的后果，中共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困局。中国官僚系统、社会领域、网络言论及外部舆论，对于中国“该走什么路，该举什么旗”都存有巨大疑惑，挥之不去。习近平认为他第一个历史使命就是澄清这些疑惑，给中共这个百年大党新的执政信心。

从中国内部时机而言，建国七十年，建党一百年，2035年，2050年，这些关键的年份接踵而至。在中共的语境中，“毛邓习”的政治论断正在确定。这种政治传承的多项指标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绝对是习近平需要去与毛邓做对标、传承与发展的。此外，很明显现在中国国内所面临的挑战仍然艰巨（如贸易战、经济转型），习近平作为“红色”政治家，“道路与旗帜”、“制度与主义”、“贫穷与发展”都是他在今天需要向党内外回答的问题，很显然过去七年中，习近平也是在这么做的。他需要凭借“社会主义与现代性”，去做一个全党性乃至全国性的归整与动员，去回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底是什么”？这个“动员”的时机也许在习近平眼中已经来到。

西方民主现颓势

从外部条件来看，当整个世界走向保守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潮的重新活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数百年来所相信的制度与价值体系，在实践中却反映其无法解决人们根本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无法实现社会资源配置与公平正义。自由主义民主无论在欧洲、美国、非西方国家，其号召力已今非昔比。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再到今天的法国“黄背心”，无一不在暴露自由主义民主的颓势。

其二是中国崛起提供的可能性，因为中国在这崛起过程中所秉持的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是与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迥然不同的。很多西方人不明白，中国如何能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实现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与稳定，这就让世界看到另一个制度与价值体系所含有的期待与可能性。尤其当西方老牌舆论阵地《经济学人》都开始讨论“千禧一代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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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9日）《“迟到”的四中全会 或是中共的“社会主义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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