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重构系列解读】 何为事关中共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课题
对于中共这些年的党政机构改革，有着种种不同的解读和评说，有些评论甚为矛盾。或是赞誉，认为这是为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 破除“九龙治水”的措施，构建了中共特色的党政关系；或是批评，称中共体制在改革后更加走向集权。为何会有这种大相径庭的评价？是意识形态作祟还是学识知识不同导致？
笔者作为对党建研究有兴趣的后辈，就些许疑问特别整理了中共党建领域著名专家王长江教授近几年的作品，并向他请教。他曾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2016年退出领导岗位。逃离琐事和行政任务的他，有了对于中共党建及其历史作更为专心更为深入思考的机会。
“好多根本问题和概念都要重新认识。”这是王长江总在提的一句话，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或许也就是这一句话，击中了我的所有疑问。我们把他的所思所想编辑成以下对话，以飨读者。
以下为此次对话实录，将分三篇发布。此篇为第一篇，话题重点为政党执政的制度环境和西方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
香港01：去年，中共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种深度改革，基于中共建政70年来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于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种回应。其中反映着中共对于党政关系的新看法，以及中共对于权力的认识。
王长江：近年来，我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中共建政之后党建方面的历史。诸多收获之一，就是了解和认识了这个党对于权力的认识和运用实践的曲折过程。我们知道，一个党获得了国家公权力，生存的条件完全变了，由此带来的在理念、理论、行为方式以及国家治理等等方面的情况，都会与之前不掌权时有很大的不同。用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虽然一个政治系统本身就是制度，但其实它周边环境、制度活在其中的文化，过去叫做制度环境，其实都是大概念制度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个大概念的制度，约束着权力，决定着权力的运行。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时候，约束中共权力的最大因素是执政的国民党，这就是当时的制度环境。它促使中共在那段时期内必须做到比国民党更先进，才能吸引更多的民心。这是制度环境本身就有的对中共的巨大约束力。但是，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来外部的国民党政权的压力一下子垮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要不要约束，谁来约束，用什么来约束，都成了新的问题。可以说，它们是伴随至今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今天的改革，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是这个探索的一部分。
香港01：对当时取得政权的中共来说，可能国内并不存在对其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但放眼世界，无论是苏联亦或美国为首的西方，都对中共某种程度产生着制度环境的影响。
王长江：的确，国际环境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存在着的制度环境，它们是有作用的。但对于一个执政的党而言，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只能看作是一些外部影响因子，是背景，而不是构成权力约束机制的内容。纳入国家内部制度的约束才是直接的。从历史上看，如果构成约束的机制是缺失的，权力任性往往会不受限制地体现出来，只有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才会出现改变。因此，对于执政党，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而言，如何规范和约束手中的权力，始终是一个事关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课题。
对于如何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一般民主理论有很详细的论述。基于民主政治的理念，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以及议会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等制度架构得以形成。苏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的显然不是这样的限制权力理念。中共在很长的时期内接受了苏共的观念，曾经认为，权力之所以出现腐败等问题，是由于它的阶级属性。剥削阶级的政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败。无产阶级则不同，我们用了大量诸如最先进、最大公无私、最代表未来等词句来形容它。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它掌握的权力没有约束的必要，或者自己能够成功约束自己。这客观上导致了这类政党普遍没有在设计相关制度上下功夫，最终结出了权力失去制约的果实。中共执政之后发生的不少事情，也都与权力约束不够有必然的联系。
香港01：关于对党和国家权力的制约，是存在一定的张力。一方面是党的政策在落实时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这直接影响到执政绩效。另一方面，西方政党模式下的其他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制约。而在此情况下也会出现两种模式，其一是反对党通过议会和内阁对执政党产生极大的制约，以至于政令难以执行；其二是出现诸如日本这样一党独大的现实。这种情况在政党的发展历史中也屡见不鲜。
王长江：从政治学原理上讲，权力肯定需要制约。但具体到制约的方式，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多党制下，政党之间本身就会有制约，但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说多党制一定好。多党制下的政党和权力运行也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时候因为制约而扯皮，决策困难，权力运行艰难，导致行政效率极低，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果说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专权，因权力垄断而出现的风险也就很低。相反，一党专权的情况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同时也需要警惕这种专权也能办大坏事。这种情况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多的。
这两种都是极端情况。许多有制度创新机会的国家，往往想避开两种极端，取其优点，去其缺陷。美国的两党制，是其中比较成功者。形成两个相对较大的政党，一方面可以保证其中一党在掌权时另一党有足够的力量牵制和约束，另一方面，又可保证掌权的一方得到的是多数以上的支持，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
香港01：在美国特朗普上台当总统之后，他逐渐表现出政治强人的形象，并且一直不断扩展其行政权，在违宪的边缘徘徊，以至于在外界看来，他的总统之权是难以受到约束的。
王长江：美国历来存在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博弈。原则上讲，涉及如战争等关乎整个国家和社会重大事项的决策，一定要参众两会的通过，总统签字后才生效。而在一些政府行政事务上，总统具有决定权，此外总统也有紧急状态之下的临时决定权，等等。但在实践上，这种边界有时并不清晰，留有各自解读的空间。很多情况下，往往看谁更强势。特朗普是个强势总统，他上台后，将行政权的边界向前推了很远，引起反弹是必然的。美国历史上这种故事很多，但也很难把这说成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危机。
香港01：两党轮流执政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在目前中国台湾地区，甚至在美国，出现了选民对两党都失去兴趣和信心的情况。而在两党制的制度环境下，第三党或者小党是难以生存的。
王长江：这需要分两种情况。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分层多元化和社会思潮多元化往往促使有影响力的党作出调整，不再偏向於单一的阶级、阶层，更愿意吸收更多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中性观点。其客观效果，就是左右两翼的政党相互靠拢，它们提出的政策主张有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也正因为这种相似，反过来使选民难以选择，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兴趣。从两百多年的政党历史发展来看，绝大多数时间属于这种情况。在政治学家眼里，这种现象不一定是坏事，因为社会处于稳定状态。反而是人们参与度高的时候，更容易加剧社会冲突。
香港01：只是目前来看，无论是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兴起，以及特朗普的上台，都在表明，选民和政党在向两端靠拢，并非您提到的那种更常见的情况。
王长江：我同意，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种情况，即社会经济局势发生大变动的状况。这种情况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好是有关系的，比如经济形势恶化，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分化严重，政党容易走极端。传统政党往往顾及方方面面的诉求，难以适时调整，这就给极端主义政党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
你所举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欧洲传统政党由于坚持“维护人权”的“政治正确”立场，无法应对非洲难民潮和伊斯兰主义扩张带来的危机，于是欧洲极右翼政党这几年发展得特别迅速。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建制派把“政治正确”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外交内政上都陷入被动和困境，于是打破“政治正确”而追求“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得以上台。
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情况，仍然属于政党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没有超出政党政治所在的范围。
香港01：现在一些国家的主流政党已无法获取选民的信任，而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和媒体开始借此唱衰西方政党制度以及西方民主制度，这已然也成为一种趋势。
王长江：人们对西方政党制度的质疑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并且有很强的周期性。当一种新的表达路径以及观点出现、而既有政党无法将其包容进去时，人们便开始从制度之外去寻找工具、手段和路径。在此情况下，政党的作用空间开始被挤占，也就可以说政党到了一个衰落和危机期。关于政党衰落或者政党危机的研究成果，甚至以此作为书名的著作就有若干，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但实际上，现代政党制度具有很大的弹性，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党比起其他组织更具有优势。从历史中我们看到，那些新出现的组织以及代表的观点往往被体制内政党吸收，政党并借此度过危机，之后去迎接下一次危机。所以，每一次危机，都有人断言政党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每一次的实际情况都是，政党调整了自己，改善了理念和结构，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
举绿党为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应该给资本以更大的刺激，还是给劳动力更大的刺激这种传统议题。而在这种传统议题互相争论激烈之时，如何处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议题被挖掘出来，于是绿党开始出现。在刚出现之初，也是引发一片看好和热议，认为绿党才是真正代表未来的政党。但结果却不完全如人们想象：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也都开始认识到环境议题的重要，便开始吸收绿党的一些主张，绿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了。现在看，绿党虽然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更确切说代表的是一种提醒执政党的强大的声音，单独执政的可能性却并没有变得大起来。
香港01：所以现在在欧洲出现的那种对移民问题持极度反对的政党，在您看来随着时间发展也会被融入左右阵营之中？
王长江：我认为趋势是这样的，它们的出现与绿党有相似性，都是由于现有政党无法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例如这次是种族主义危机和移民问题。我相信最后的结果仍然是被消化掉。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主张也和绿党一样，会被主流政党所吸纳，不会形成独立执政的新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