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理非对话．一】五大诉求　真的缺一不可？

为平息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轩然大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周三（9月4日）提出包括撤回草案在内的“四大行动”，借此为与社会各界对话提供基础。然而，“对话”说来容易，实则困难重重。不少反修例者质疑特区政府的“沟通”旨在“分化、拖延”；而在“无大台”的现实下，不同光谱呼喊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是否仍存在程度不一的歧异？就此，《香港01》邀请两位秉承不同原则的“和理非”进行对谈——坚拒暴力的黄梓谦与坚拒“割席”的Kay，看似“殊途”却又“同归”的两人， 对反修例浪潮从“抗争”迈向“对话”有何异同看法？他们在“对话”中又激荡出什么火花？

“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是‘和理非’，但不单纯只是‘和理非’，我希望通过这过程看到更多东西。”对谈一开始，儿童事务委员会及平等机会委员会委员黄梓谦便开宗明义表明，不希望自己被归类为支持政府或示威者的任何一方，而是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希望政府与示威者都能借由反修例争议所引发的危机有所反思——香港人究竟为何如此不满？大家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反修例者都在喊五大诉求，但从我的角度看，‘一个都不给’或‘必须五个全给’都不是主流声音，从0到5之间还有很多因素，又或者0到5的框架以外还有其他选项，这可能才是社会大多数。到底什么是社会共识？这势必要透过理性对话才能找出答案，而不是每天抗争、勇武、群众斗群众。”黄梓谦强调，当下的抗争行动明显不只针对《逃犯条例》本身，而是升级到另外一个课题；他还发现，每个反修例市民对各个诉求都有不同的优先次序，因此，若要厘清大家的想法，首先便要停止过激的抗争方式，与极端激进示威者作出区隔。

但所谓“叫停过激抗争”或是“与激进示威者做出区隔”，在不少反修例者看来，无疑是要求“和理非”与“勇武”割席。对于从来没有参与任何勇武或冲击行动的“和理非”Kay而言，她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资格指导别人，什么才是最好的抗争方式。不过，Kay也不愿意被简单标签，并以“榄球”比喻香港社会，认为支持两极的人占少数，“不能用一条线说你是支持政府或者支持示威者。我不需要把自己放在勇武或和理非的群体里面，因为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只是普通市民，我凭什么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所以别人必须听我的？这也是所有政府或有权的人要问自己的，为什么我想的会比别人好？每个人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我（行动）的底线是不能造成任何人身伤害，但别人可能不是，我为什么能拿自己的标准去judge人家？”以“612冲击立法会”为例，Kay说当时很多“和理非”都难以理解冲击行为，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开始反思——如果没有前线的冲击，条例很大机会已被掌握票数优势的建制派强行通过。虽然她隐隐认为不应以成败作为支持与否的因素，但这不禁使她质疑自己，是否不应坚持自己的手段才是最正确的？

Kay又引述一份据称有“九万名和理非参与的民间问卷”结果，表示有87%的和理非不愿与勇武隔席，另有99%受访者不满意政府回应，她由此认为“和勇”不隔席的主因在于对政府的共同不满。她说，执政者应该保持谦逊并自省，如果政府愿意倾听巿民声音，今天就不至于有如此乱局。

“事情发展至今，不可能有任何一方没有犯错，但示威者间由于共同的目标，已凝聚成为命运共同体，若仅因手段及方法上的不同，就认为彼此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我没办法说服自己。”Kay如此说道。

“对你而言，这场抗争的目标是什么？”黄梓谦饶富兴趣地问。

“目标就是社会与政府的施政需要有根本上的改变，譬如说我们要有更多的民选议员、政制上有根本的改变……”

“其实就是五大诉求中的双普选对吧？你刚才说与示威者间的目标是一致的，妳是指五大诉求全部一致，还是其中的双普选对妳来说是一致呢？”黄梓谦紧接着追问。

Kay回应说，应该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也有必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正如黄梓谦所言，每个人的优先次序不同，就她个人而言，双普选是她最在意的部份。

“所以如果真的坐下来问‘和理非’，五大诉求是不是真的五个都必须要，最常听到的回答就像妳说的‘NO’，其实五个中哪些相对重要，哪些比较不重要，但如果我们每天都在高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要怎样才会知道哪些是大家比较着重的诉求呢？”黄梓谦说，民调显示五大诉求中“撤回条例”跟“独立调查委员会”支持度最高，但他自8月中开始举办的连场对话让他发现，10个说支持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人，有10种成立的方案，因为每个人对于它的功能、组成、想要达到什么效果，都有不同看法。

“所以目前的首要目标真的要‘止乱’，如果我们每天都在打、在冲，大家如何对话？我们怎么知道350万，即以上过半数的香港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350万人没人能代表他们，只能用很多方法去对话才有可能了解。”黄梓谦补充，若先停止动乱再展开对话，有机会让外国媒体能看到，在历经三个月后，香港人仍有能力以对话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有助提高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认同。

对此，Kay则认为对话的前提是彼此之间能够互信，但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政府与市民之间早已产生极大裂痕，她质疑，在裂痕尚未修补之前，双方又能如何开展对话？请继续阅读：【和理非对话．二】缺乏互信基础 港府需先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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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9日）《从抗争走向对话　香港人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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