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理非对话．二】缺乏互信基础 港府需先取信于民
“我是生意人，跟你谈项目前当然要相信谈完后你真的会做到，对话的基础是互信。但我身边很多人，大部份都不相信这个政府，那我要怎么跟它谈？它说话不算数怎么办？只是浪费彼此时间，这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Kay强调，自己并非认为不需要对话，但现实中大家仍有许多情绪，不是呼吁稍作冷静便能瞬间降温，要如何在不违反人性的情况下促成对话，对她而言仍是难解的习题。
Kay的忧虑确实也是多数示威者的心声，当林郑初提对话平台构想之际，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便曾质疑是敷衍市民的“公关骚”， 亦有不少政治人物批评，政府不谈回应只求对话的行为形同作秀，并无实益。简言之，在《逃犯条例》正式宣布撤回之前，民间声浪大多认为林郑拒绝答应五大诉求、缺乏实质诚意，没有对话的空间与必要；然而，在正式撤回条例之后，又有声音将此视为分化示威者的策略，以及为动用《紧急法》的合理性铺路，如何让示威者间与政府抛开成见展开对话，在现实中确实困难重重。
“所以我给政府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小心处理第一次对话，如果第一次给群众的感觉是跟你对话没用，那就很难再走下去了。而且政府不能什么方案都没有就去对话，因为来对话的人一定期望你给出实在的回应。”黄梓谦重申，若港府想借由对话解决问题，就不能“为了对话而对话”，如果有哪些诉求难以达成、或是短时间内无法实行，也必须坦白告诉民众困难点在哪里，而不是一句“恕难从命”后，便再度关闭沟通大门。
黄梓谦解释，自己之所以如此坚持对话，是因为纵观历史上社会遇到重大矛盾，解决方式只有两种，其一是武力，另一种则是透过政治方式谈判、妥协，没有第三种可能。但他同时也理解，现下的政府与市民确实缺乏对话的互信基础，因此他反问Kay，政府要做到哪些事情才会取得她的信任？
五大诉求具体内涵 我们想的一样吗？
“五大诉求中港府应该先答应一些，以我个人来说就是政制改革，你答应我会有双普选，有个普选时间表，然后我们去谈里面的细节，但我觉得这是最难的。”Kay坦言。
“为什么这么难？”黄梓谦反问道。
“因为感觉中央政府能给的普选，跟我想要的是不一样的。”
“你想要的普选是怎么样呢？”
“我想要的普选是政府不要先挑了三个人，然后说只有这三个可以选。”
“那是怎么去运作？”
“我觉得是必须有提名，但没有一个higher power。”
“什么是higher power？”
“中央政府吧，在‘一国两制’下它肯定可以剔除不喜欢的人。”
“对，因为它是主权。”
“所以我说很难啊，为什么大家会说这不是真普选？为什么2014年大家会出来抗争？因为中央政府有主权，它必须对香港有些控制来实现他的主权，我们的普选只能在‘831框架’下去实行，但这不是大家心目中的普选。不如你说说你心目中的‘831方案’应该如何改进？”在经过一连串的问答过后，Kay将“双普选”的问题抛回给了黄梓谦。
对此， 黄梓谦回应指，首先，香港人需要在“831框架”内认真思考，是否真的无法接受循序渐进的普选？如果实在不认同“831框架”，即无法在“831框架”内与中央寻求共识，那么代表大多数反对者的泛民主派，或需要回到共识的起点、即《基本法》第45条的框架下重新思考，有什么是他们、香港市民和中央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例如，《基本法》第45条虽然订明，特首候选人必须由提名委员会提名，但提委会怎样组成、由多少人组成、提名门槛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基本法》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依他所见亦非完全没有讨论空间。
“香港市民若愿在《基本法》第45条的框架下讨论这些细节，找出能通过的共同方案，例如提委会由1,200人增至1,600或2,400人，它的组成也可以不用四大界别，我觉得是有机会的。”黄梓谦指出，当局将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但为什么香港市民仍然如此不满？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很多香港人认为回归至今，政府做的政策都不是为了改善广泛市民的生活，而是为了一个小圈子服务，这个小圈子可能是1,200人的选委，也可能是立法会的功能组别，但无庸置疑的是，这个小圈子的利益比香港几百万人的利益来的更重要。
黄梓谦说：“我跟一些‘和理非’朋友聊过，其中不乏高学历、高工资，有部份还有房子，为什么这种背景的人不愿意跟‘勇武’分开？有一个答案是最常见的，2014年占中他们已用较极端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了诉求，但从2014年到今天这五年间，政府对于民意的回应、对自己施政的风格都没有明显改变，他们觉得如果再错过这次（反修例的）机会，可能一切又回到原点了。”面对反修例市民提出的五大诉求，黄梓谦赞同Kay的看法，认同普选是最重要一环，但他同时反问Kay，大家现在所喊出的“落实双普选”，究竟是什么内涵？
“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想过吧。但听完你的建议，对我个人来说是可以讨论的，确实不可能随便谁都可以获得提名，但究竟提名标准是什么就是大家讨论的空间，我不认为真普选就一定要公民提名，如果能让提委会真的变得有代表性，这是我能接受的方法。”Kay坦言，很多人或许并未深究诉求的细节，而在了解黄梓谦的想法后，她也认同中央势必会对普选设有一定门槛，但若提高提委会的广泛代表性，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法。Kay同时也提出另一问题，在无大台的情况下，究竟有谁能带领群众与政府讨论这些？
继续阅读︰【和理非对话．三】“无大台”与“不割席” 政府可以找谁谈？
上文节录自第17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9日）《从抗争走向对话 香港人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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