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翼思潮 在政治夹缝中求存
当年“反高铁”运动，出现过一个年轻的左翼组织—左翼廿一—成员大多数是80后，分别是他们不太后物质。“因为不认同世代论，不认同没有阶级视野的分析，所以便成立左翼廿一。”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峻嵘是左翼廿一的创办人之一认为左翼应该对后物质主义抱持相当怀疑的态度。
承接上文︰一部香港社运史 书写后物质主义？
“就算那班人（后物质主义者）真的追求一个所谓非物质或者后物质价值，但它一定有一个物质基础在下面”，而且所谓物质和价值根本很难分得清楚，“是不是可以真的这么简单地说有些东西叫经济民生，有些就叫价值呢？经济民生是跟价值有关的，经济资源、经济权力的分配本身一定要有某些价值观在背后支撑。为什么我们平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会觉得劳工可以分少一点（利润），老板分多一点，这个其实与资本主义灌输的价值观有关。”
李峻嵘又提到近年英美年轻人的左转风潮，例如英国有不少年轻人反而支持一头白发的社会主义者科尔宾（工党领袖）；美国也有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左翼政治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会员暴升，种种迹象显示孕育后物质主义理论的西方世界出现年轻人拥抱激进的左翼政治经济主张，这或许可以算是重新重视物质主义，不过是要来批判不能永续的资本主义。
不过这种风潮至今未在香港成气候，或仅仅昙花一现，例如左翼廿一，但这股左倾思潮很快便被其他主流的政治争议掩盖。“我们都可以理解香港近十年八年的青年抗争激进化，也跟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有关。只不过因为香港的特殊环境，没有真正的普选，有‘跟北京的关系’这个问题，有跟大陆经济融合的问题，导致青年人表述出来的不满，或者能够动员他们情绪的是一些所谓跟中港矛盾比较直接有关系的议题，而不是一些经济民生问题。”
客观环境是，香港的反对政治自1989年以来一直被“民主抗共”主导，近年的本土主义不过是这种路线的激进变种，不变的始终是身份政治这个核心，亦即不断地去论述“香港人”曾经是怎样怎样、应该是怎样怎样。“始终香港人或者本土那个符号不是塞什么进去都可以的，有些东西是塞不进去的。你可以塞光顾小店，你可以塞我们很喜欢吃茶餐厅、菠萝油、冰室、小贩。但你能不能塞全民养老金呢？你能不能塞规管最高工时呢？这些东西从来在香港都没有出现嘛。如果香港的身份认同、本土情怀，一定程度需要一些香港社会曾经存在过或者我们以为存在过的东西……你怎样老作都作唔到香港曾经有一个完善嘅福利制度丫嘛，咁你（左翼思潮）咪无办法啰。”
再加上一些左翼议题，例如最低工资，自领汇上市之后的反私有化运动，即使成功都不是经过大规模动员而来，所以在群众眼中好像不太重要。李峻嵘的讲法是香港的反对运动总是用“我哋好惨”的卖惨式动员，让大家以为每次都争取失败，但事实是“主张基层劳工权益的力量在过去几十年的斗争是有一定成果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雪上加霜的是，近年的右翼本土政治加上互联网的兴起，令一般年轻人经历政治化的年纪比上一辈早，而他们能够接收到的资讯都不会是比较批判性的左翼框架。同时间近年本土政治令左翼多了很多“敌人”—左翼当然不会反对光顾小店，但总不会认同移民和世代是社会冲突的根本矛盾所在—以往他们主要说服年轻人明白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问题的，现在还要应付一些歧视移民的问题。
整个反修例风暴，左翼均处于被动状态，除了6月12日和今天（8月5日）的罢工。但这种政治性罢工跟以往常见的经济性罢工有根本差异，起码阿Gum说他想参与罢工，纯粹是不能接受7月21日的“元朗黑夜”，一个相对“后物质主义”的原因。然而政治性罢工在香港的法例里基本上是没有保障的，加上香港各行各业的工会覆盖率偏低，打工仔们怕被秋后算帐，因交通问题而变相“罢工”便成为不少想参与罢工的打工仔的寄望。左翼能否趁这次反修例风暴之机推动成立工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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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5日）《讲了又讲的后物质主义 改变社会还是脱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