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香港社运史 书写后物质主义？
虽然这两个迥异的取态——在个人层面上倾向物质主义；在社会层面上倾向后物质主义——没有根本上的冲突，但我们可以问这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上，年轻人的追求会出现脱钩？如果这是因为年轻人看穿了所谓经济发展、甚或“中环价值”根本没向下滴流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要追求一些后物质理念，例如民主、自由、公义，那么我们可以问，到底是否觉得政治上的民主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其次，又怎样解释在经济民生问题上，年轻人的相对低度参与呢？
承接上文：“后物质主义”世代 追求比温饱更高的价值
如果我们沿着后物质主义的视觉重新审视香港的社会运动历史，我们或者会觉得奇怪，每次有以年轻人为中坚的社会运动，都会有“后物质转向”的讲法出现。但我们又很难说“天星、皇后”、“反高铁”、“利东街”等社会运动，跟“反国教”、“反修例”是同一性质的。
影子长策会成员、香港理工大学讲师邹崇铭一直追踪香港的社运发展，在他看来，保卫“天星、皇后”到“反高铁”和保育“囍帖街（即利东街）”算是一个阶段，这些社会运动所讲的其实是一种集体回忆，一些传统价值，一种对抗发展主义的保育运动，也是第一代的本土运动。“反国教”、“雨伞”运动等之后的大型社运就是以中港矛盾为主轴，相较之下没有前者的反对主流经济价值、绿色环保和保育等意味。这样对比下来，明显地前一个阶段的社会运动比现在这个阶段更加后物质主义。
再用这框架深入比较两阶段的社运，邹崇铭提出将社会运动的核心诉求分成三类：第一是资源分配，第二是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第三是环保、文化保育，以及一些另类的生活方式。当然，这只是分析方法上的理想状况，现实中的社会运动往往是混淆不清的，比如风风火火的反修例风暴，主轴当然是捍卫香港的自由，但我们也会见到“遍地开花”的地区抗争，例如上水的反水货客游行，其实是一个地区性的土地用途争议，亦即一个资源分配问题。
邹崇铭解释：“民主、自由永远是社会运动的头牌，那是当然的。其实香港一直面对一个政制以致整个政府的缺陷，这个就是主题，但是我认为这个不只是年轻一代的议题，这个是全部香港人的议题。”即使在个人层面上，邹崇铭觉得也要分开上一辈的物质主义和现在年轻人的物质主义。“后物质的一代（指现时的年轻人）其实真的没有面对过物质匮乏，即是说我很穷，小时候没有足够衣物，没有足够食物，其实是没有这个情况。你只不过是去到某个（物质条件的）程度买不起楼，但不用露宿街头，不会挤迫得在家没有睡眠空间。但上一代，我说的是婴儿潮那代，是经历过这些状况，不是纯粹说我买不起楼，我就觉得自己很匮乏。当然很多人想买楼，他们还是很物质主义的。但是这个物质主义跟以前的物质主义的分别就是，他不是经历过一个匮乏（的状态）所以很渴求一些（物质），主要跟成长经历有关。”
在他的著作《用消费改变世界》中，邹崇铭借用法国社会学大师Pierre Bourdieu的框架去理解香港年轻人的阶级状况。简而言之，Bourdieu认为要理解一个人在社会属于低位还是高位，不单止要知道他的经济资本（例如薪酬和资产），还要知道他的社会资本（例如人脉）、文化资本（例如学历）和象征资本（例如荣誉、社会地位）。所有范畴的资本彼此间有动态关系，而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或高或低，是这些资本之间的互动整合，循这个方向理解香港的80后，甚至90后，会得出一个颇为纠结的画面。比起60后、70后成长在只有两间大学的香港，近三十年愈来愈多传统联招以外的高等教育机会，例如副学士、自资学士等途径，令新生代比起婴儿潮那一代人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然而，现时应届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虽然有逐步上升，但根本追不上通胀，对比1997年后的楼价升幅，更是负增长。换句话说，整体而言，香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是文化资本高但经济资本低。几个病态结构所反映的其中一个表征，就是这次反修例风暴，警员被嘲笑是“毅进仔”（指低学历）的文化现象。邹崇铭同意这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我这么高学历，但收入却比不上一个没有大学学位的警员呢？他半说笑的说：“我有两个选择，根据我的知识，我找一些另类的生活方式，例如去耕田，（社运人士）周思中是博士但是去耕田，这个很明显是后物质选择。但是我这么高学历，但同时也会有酸葡萄（心理）。”
当然年轻人当中真的会选择后物质生活的是少数，更何况，周思中本身另外有兼职教学养活自己。只是“学历高但人工低”的青年人是结构性现象，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愈来愈朝不保夕的职业结构—薪金追不上通胀、一年续约一次已经是相对理想、愈来愈多人选择或被迫当散工。这种愈来愈危险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如何解决？单靠传统的民主运动又是否足够？
邹崇铭认为情况“必然只会恶化不会改善”。他提出用产权问题去解决新自由主义和科技发展的冲击，“我当你真是建（东大屿）人工岛，一万亿元倒进海。那么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万亿元是纳税人拿出来的，大部份香港人应该有份，不是将来变了一个大湾区什么什么。我的想法很简单，还一定可行，那么就整个人工岛我们所有市民一起拥有，情况就好像开一间公司拥有人工岛，所有市民就是股东。”同理，“因为未来的社会一定是这样。AI（人工智能）一定取代所有职位。问题是AI可以完成所有工作，人类便没有工作。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人类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答案很简单，AI应该是由所有人拥有，很简单而已。”
“全民共同拥有”，一个在香港社会相当激进的左倾想法，根据政府现时的取态，似乎是天方夜谭。如果将这个想法变成实质行动，又是否可能呢？
继续阅读：香港左翼思潮 在政治夹缝中求存
上文节录自第17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5日）《讲了又讲的后物质主义 改变社会还是脱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