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世代 追求比温饱更高的价值 也需要金钱
所谓“影响自己的生活”，一个理所当然又似是而非的讲法——什么事情对人有影响；人能否察觉这是影响；察觉这个影响后会否导致人去行动——是三个相关但又可以分开研究的题目。阿Gum给出的对比是他没有特别留意政治，但会看新闻——“就当新闻咁睇”——但还是没有令他觉得政治是与他有关的，“不算是特别贴身”。
聊着聊着，阿Gum自然提到理论上更加贴身的买楼问题。“如果要我花时间去储钱买楼，要烦恼怎样处理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年轻人是有能力储钱买楼的，你不要去想私楼，虽然你会说抽居屋要很久，或者轮候公屋要很久。事实上你曾在地产业工作就知道，基本上你买400万元以下的单位，政府准许你做九成半按揭，即是说银行是会批给你。你再慢慢供，你自己一个人当然麻烦啦，你两个人去供其实不算是一件难以登天的事。我会觉得我是好贴地去想。第二就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会比较实在一点。我不会特地去想为什么没有能力买楼那些问题，最重要你自己够坚持。”
情感总是真实的，争议的重点在诠释情感的框架。我们可以不明白为什么阿Gum觉得一个人的死带给他的冲击会这么大，但“心悒”是他真实的表述，只是为什么？阿Gum和我们都同意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同样是真实的，但因为这些问题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却比狭义的民主运动少得多？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后者比前者更“贴身”？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其实很物质的后物质青年呢？
成长于“中环价值”下对个人与社会各有诉求
在学院里，有关“后物质主义”的研究和讨论都经常追溯到美国政治学家Ronald Inglehart。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发表了一连串关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研究，这些研究纷纷指向一个结论：年轻世代出生和成长于物质条件丰富的环境中，所以会比他们的父母辈更加倾向追求后物质价值，例如强调民主、思想和表达的自由、环保、保育等等。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和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邓键一的追溯，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后，媒体中开始慢慢出现“后物质主义”这个字眼，用于解释香港的管治问题。及至保卫天星、皇后码头的一连串保育运动，后物质主义就成为一种颇主流的讲法，去解释关注保育问题的年轻人，亦即第一群用“本土行动”这个名义组织社会运动的80后。
到了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香港社会惊叹于80后对保育甚至乡郊议题的重视，还有他们的动员能力。当年有一个叫“中环价值”的讲法，意指在中环这个金融商业中心工作的人，视经济发展为核心价值观。而这班成长于“中环价值”根深柢固的社会的年轻人，竟然关心起偏远乡间的菜园村农户，当中有不少还是大学生。于是后物质主义就跟香港自2003年七一游行后的社会运动一直纠缠在一起——社会经济稳健，大家三餐温饱有余，香港人不再是经济动物，我们开始追求更加抽象的、“高层次”的一些理念，一些比基本更加多的东西。
要印证这个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否适用于香港，香港的研究者通常会利用问卷形式，设计一些问题去测试不同年龄组别的市民对物质或后物质价值观的选择，比如李立峰就曾经两次抽样电话访问了约800名18岁或以上的香港市民，通过五条四选二的问题，了解他们对香港社会未来发展目标的取态（表一）。
可以看到，每个问题的四个选项中，有两个是比较倾向物质主义的，另外两个则倾向后物质主义。比如说第一题，若果市民选择“高经济发展”或“发展基础建设”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首要或主要目标，就算是倾向物质主义；相反，若果市民选择“令市民在工作和社区上有更大话事权”或“令香港的城市和郊野更美丽”，则算是倾向后物质主义。据李立峰和邓键一在2011年发表的《经济发展、政治转变，和香港青年人的后物质转向》，经过计算后受访者归类为物质主义者、后物质主义者和混合型。四个年龄层中，属于混合型的受访者占比均过半，有趣的是，在最年轻的18至29岁年龄层中，后物质主义者大概占了三分之一；最年长的60岁或以上年龄层里，物质主义者则占了三分之一。若我们看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45至59岁的比60岁或以上的多了5.3个百分点；30至44岁的较45至59岁的多了2.6个百分点；最年轻的18至29岁组群，后物质主义者则比下一个年龄层30至44岁多了近18个百分点（表二）。
单纯地透过测试市民对社会的后物质发展倾向，会得到一个颇为正面的结果。不过，正如阿Gum的例子说明，在社会层面上倾向后物质的市民，在个人层面上很可能反而会比较现实地倾向物质主义。而因为同比龄层来比较，年轻人在社会层面上比年长的人更倾向后物质，所以这个社会层面上倾向后物质和个人层面倾向物质的对比在年轻人间特别明显。李立峰在2014年发表的《再看世代差异和香港青年人的后物质主义》基本上佐证了这个说法，这次除了问市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外，另外问及了市民对金钱的看法。受访者需用1至5分来表达他们对六句陈述的认同程度，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表三）。
我们可以颇明确的看到，即使四个年龄组别对于不同面向的金钱需求都接近3，即是倾向同意需要金钱，但最年轻的年龄组别在所有问题，包括“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维持现在的社交生活”、“过更加充裕的物质生活”、“非物质的需要，例如有更多休闲或自由时间等”、“家人有更好的生活”以及“一些要金钱来实现的计划”，都是最认同自己需要金钱的，可以说在个人层面上，年轻人是相对物质主义的。
阿Gum也是一个在个人层面上很物质但在社会层面上后物质的青年。中五那年阿Gum要重读，发现读书不是他想要的，他想工作，又因为喜欢对人的工作，喜欢见到身边的人开心，就选择了餐饮业。辗转间，他做过薄饼店侍应、办过网店，又曾经跟有名的新加坡菜大厨学艺，去过上海学橱柜设计，兼职正职之间来回，没有一份特别合心意又特别做得长久。直至现在工作的连锁快餐店品牌一年多前进军香港，阿Gum与旧同事一起跳槽，现在已经快要晋升分店经理。现在的雇主因为是大公司，福利、晋升阶梯等比较理想，像阿Gum现在上夜班会有特别津贴，他的薪酬可以去到接近1.9万元。
在职场打滚六年，阿Gum回想最初工作的目的不过是想换一部电话、买波鞋、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到后来搞网店就会想买楼，想买人生第一只劳力士、第一部车。现在阿Gum觉得要找到一个平衡，收入、晋升机会固然重要，但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学习管理技巧，容许他纹身，公司气氛良好，又鼓励员工发展兴趣，是目前令他最开心，“可以做自己的full-time（工作）”。
“在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比较偏向艺术家性格的人，喜欢做的事情做得到就OK。那么对我来说，物质的需求又不是真的去到很大。当然你说买不买到楼、买不买到车这些，我想所有人都会想要。但相比追求物质的话，我会更加想追求自己心灵上的一些东西。”阿Gum说。
继续阅读：一部香港社运史 书写后物质主义？
上文节录自第17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5日）《讲了又讲的后物质主义 改变社会还是脱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