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对英殖时期的“怀念”从何而来？
“‘以前的香港’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很明显，当然是在说港英时代。你在香港搭taxi，随便问那些上了年纪的的士司机，是英国殖民比较舒服、比较好，还是现在的生活比较开心？十个有九个跟你说是英殖时代，这跟世代没有关联。”邝健铭认为，年轻人会有港英时期比较好的想像，不能忽略长辈对英殖的论述，而很多经历过殖民的上一代，同样会认为现今的香港已经走了样。
承接上文：港英“黄金年代”背后 充满阴影的社会问题
邝健铭提到了在澳门任教的学者黄兆辉—他曾出版两本著作介绍港英“英式士大夫”的有礼管治风格。“还有原本是建制派的刘梦熊，他后来也反（前特首）梁振英，也认为中共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是会毁掉香港的，所以我要强调，如果把焦点放在世代矛盾上是看不懂香港的。”他表示，“一国两制”的客观效果就是令香港人很清楚的理解到，自己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而在日常生活经验也都在告诉香港人，英殖的遗物都比中国好。“我们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护照，新闻经常都在强调特区护照免签证的国家超多、但中国护照（获免签的）却很少；然后每天有一堆精英告诉你，香港的核心价值、竞争力来源就是我们的司法独立、法治自由，每天都在告诉你这就是香港变强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历史脉络。”
邝健铭认为，香港的情况很像台湾“228事件”的背景，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不久便指摘台湾人被殖民时代奴化，必须进行中国化来培养爱国意识；然而，不少台湾人却认为日治时期所带来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文化、礼教、法治等层面，其实都远比“中国化”先进—他说，香港现在也面临差不多的情况，“社会记忆就是这样传承给年轻人，长辈告诉你香港原来怎样、成功来自什么、英殖留下什么好东西、它们正如何被慢慢消灭、被中国化，他们觉得原本的东西比较好啊。”“英殖模式”VS“日殖模式”在《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开头，邝健铭引用了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一席话：“香港人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确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竭尽全力，保持香港一贯的生活方式，维持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坚守法治精神，发展民主，建立富与爱心的社会，确保国际大都会的活力。”但他认为，对香港人来说，主权移交中国后，香港并没有彻底解殖。
“英殖管治比较放任、比较重视人类学的风格，因为英国文化很重要的一环是保守主义，他们很尊重当地的风俗传统，基本上你不去弄他，他也不会来搞你。”邝健铭提到，香港近代著名散文作家兼教育家小思曾说过，港英政府对文化发展采取半明半暗、自生自灭的放任政策，没有强硬制约的外在规范要求人人遵守，而英国身为商业帝国，管治目标之一便是“以最少的资源做最多的事”，以符合经济效益，因此英国人相当在意维持殖民地的原貌，在管治上尽量贴近当地文化，以减低要出动军警镇压的成本。但在邝健铭看来，回归后的香港，令他联想起日本帝国管治的殖民地样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为什么会扩张？背后的推力就是国家安全，他们觉得自己被很多敌人包围，非常重视对殖民地的绝对控制权。”邝健铭表示，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时，英国顾问卡库德（W.M.H Kirkwood）曾建议毋须动用大笔资源让台湾人学日语、推行同化政策，而应保留当地文化，以节省管治成本，但日本并未采纳，而是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非为殖民地而确为一省”的同化模式更感兴趣，决定把国家权力完全延伸到当地，以避免治外法权、防止殖民地出现不利宗主国势力。
“现在的中国跟以前的日本一样很重视国家安全，什么严密控制，这跟香港人所认知的‘自己和中国人不一样’的情况有所碰撞，为什么会有中港矛盾？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跟以前不一样？这个印象对我们理解香港是否‘仍未解殖’的问题，有很大启发。”在邝健铭看来，以“国家安全”思维主导的管治模式，与中央治港相若，同样倾向以同化与延展国家权力为重心，而尊重本土文化风俗与传统政治已变为次要。对此，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座教授赵永佳也有相同看法。“英国跟日本的管治方式完全不一样，日本是本土的延伸，英国是殖民地的概念—不是英国的一部份，所有东西都不太一样，我也不要你做英国人，你不需要参与，也没有责任。在我们还没有代议民主之前，政府与民众之间就靠本土的精英做中介，做不了也无所谓。你说香港人是不是比较喜欢这种模式？应该说是比较习惯吧。”
然而，香港人也并非一开始就非常接受英殖统治，例如在民国时期，香港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许多人将香港视作民族主义的基地与港英政府对抗。1925年6月18日受“五卅惨案 ”触发，广州及香港两地的工人，曾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发起长达一年四个月、有十多万人参与的“省港大罢工”，对帝国主义统治表达强烈不满。但中国爆发内战后，“中国认同”分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人马，民族主义的能量也因而减弱。赵永佳笑说：“这些人自己都打起来了，哪有空打英国人？像我的外婆是共产党，我的爸爸是国民党，你很难形成一种对抗英国的‘认同’，所以港英政府也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你不搞我，我就leave you alone。”港英政府如何“聪明”地管治？但赵永佳强调，港英政府在经济上没有着墨太多，但花了不少工夫维持政治稳定。例如，新界原居民的民族主义最为强烈，至1899年英军接管新界时，引起原居民恐慌及反抗，与英军奋战六天，最终伤亡惨重。事后港英政府并没有严惩原居民，反而容许战死的乡民葬于公墓，后来更把“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改组为举足轻重的法定咨询机构“乡议局”，以改善与原居民的关系，并把代理人安插入乡事派的权力核心。
“以前乡议局里面，姓邓的人数最多、土地也最多，是局里的大宗，最反抗政府。后来港英政府就把一些出身于荃湾、沙田等新界边陲，原本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人推到前台，用来打倒姓邓的。到‘六七暴动’的时候，乡议局还发声明谴责左派。”除了政治收编，赵永佳还感慨，“港英政府确实是聪明啊，很多事情不会主动去弄你，处理事情也很有弹性。”他提到，每逢社会有大事发生，港督就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马上为事件降温，“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也是，警察一上街抗议，他就说1977年以前的所有贪污我都不理了，这是法治吗？其实这没有法治，但港英政府就是会这样做，他会很实用主义地找解决办法，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相较之下，赵永佳认为现在的港府包袱过重，常把问题诉诸于“民族大义”、“国家安全”，总强调自己在“do the right thing”，但当政府为自己套上这么大的“紧箍咒”时，便难以回应大众诉求。
“香港人最看不起的不是你很奸诈、很坏，我们无所谓的，因为人就是这样，但我们最看不起的是什么？就是你蠢，港府这次真的很笨嘛。你说《逃犯条例》要快修是为了移交杀人犯，结果台湾政府一回应就把你K.O了，合法性跟迫切性都没了。”赵永佳笑说，港府最擅长的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毫无政治智慧，才导致港人上街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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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从英殖香港到中国香港 年轻人心中的香港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