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殖香港到中国香港 年轻人心中的香港变了什么？
“香港变了，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这说法听起来既不陌生，也不新鲜，从诸多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香港确实变了。家庭入息中位数比起2003年增加了75%，楼价增加了400%；医疗技术与水平愈来愈先进，去公立医院轮候的时间却愈来愈长；由内地来的观光客变多了，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感跌了—不论是社会或是人心，香港早已跟以前不一样了。但近期让港人再度愤然喊出“香港变了”的原因，却源于政府强行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那些在街头怒吼的，更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有中学生直指，“大家感受到香港愈来愈唔似（以前的）香港”。这不禁让人好奇，在年轻人心目中，“以前的香港”究竟指的是什么时候？那时的香港在他们心里又是何种模样？
“如果要说年轻人最缅怀的时期，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吧（下同），那时港产片很蓬勃，大家都会看—警匪片、周润发、周星驰。那是经济腾飞的时代，我们对香港美好的想像应该就是那时候。”25岁的Kevin与Taurus对香港历史有浓厚兴趣，两人在Facebook经营研究香港历史的粉丝专页，致力唤起大众关注香港历史和文化。虽然只经历过两三年的英国殖民，但基于对历史的见解，他们认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或许是年轻人心中最辉煌的。
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会谈时，强硬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回旋余地”，但亦表示“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份法律都可以保留”；至1984年，双方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按Taurus的理解，香港前途问题尘埃落定后，港英政府积极推动民主化—社会可以讨论选举，港府也逐渐接受民主派诉求，两者之间有一定良性互动—对他来说，这些都是现在愈来愈看不到的。
香港前途确定港英政府开启政制改革
“九十年代的立法局跟现在一样，一半是直接选举，一半是功能组别，但选民基础已扩大到几乎每个人都能投票；被指违反人权的《公安条例》也被废除；尽管港督仍由英国委派而来，但代议民主的自由度，已达致香港开埠以来的高点。”Taurus说。
彼时，港英政府开启了连串政制改革。1984年，当局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翌年举行首次立法局间接选举；1991年举行第一次立法局地区直选选出18名议员，其余42个议席则经功能组别间接选举及港督委任产生；到1992年，时任港督彭定康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政改方案，包括取消所有委任议席、所有在职人士都可一人一票选出功能议席代表等等，该方案获民主派强力支持，顺利在1995年立法局选举中落实。
当时的政改确实促使香港人的政治参与程度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该方案亦引起中方强烈不满，斥其违反英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在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布重大改革方案，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更痛斥彭定康为“千古罪人”。也因此，至香港回归后，中国放弃原定由末届立法局议员全数过渡成为特区首届立法会议员的“直通车”安排，另行成立临时立法会，一一否决立法局于1995年至1997年通过的法例，包括把单议席单票制的立法会选举制度，改为比例代表制。
“临立会不只重立《公安条例》，连议会选举方式也回到1992年，用公司、工会的票去选功能组别。从‘过渡’那一刻开始，香港民主选举制度就倒退了，直到现在的立法会，依然不具港英时期1995年立法局的广泛代表性。”Kevin叹道，无论是当年选举制度的改变，还是今日DQ事件（取消议员资格）的出现，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港人的选举权利，可见民主进程倒退。
用Kevin和Taurus的话来讲，港英政府的连串政制改革，令香港人对政治参与有了想像和抱负，但特区政府的政改停滞及民主倒退，则令港人产生“内地阻碍香港的民主进程”的不满与埋怨。这个为临近1997年而作、不完全的改革，给予港人无限想像，令港人以为往后的日子会继续急速民主化。对此，1992年出生的博客项敦荣，则对港英时代后期的民主进展有另一角度的诠释。请继续阅读：港英时期更民主？ 博客：回归后政制比较进步
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从英殖香港到中国香港 年轻人心中的香港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