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黄金年代”背后 充满阴影的社会问题
上文提及，许多年轻人认为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不只是开放较高、自由范畴较广，就连政府的独立自主性，都比现今港府来得更强。而房价高涨、水货客横行、医院爆煲等民生问题，归结于港府事事跟紧中央步伐，大力推行中港融合政策，反而罔顾香港本土利益所导致的恶果。但90后出生的博客项敦荣，却认为现在香港言论自由的程度，以及民生政策的落实，其实都已比殖民时期来得更好。
承接上文：自由开放信任 回归后香港价值变调了吗？
“现在言论自由的程度比港英好很多。”项敦荣举例，香港人可以公开指摘、讽刺行政长官，但在英殖时期，如果有人公开指摘港督，或会被警察“政治部”调查。“我们现在没办法调查‘政治部’的实际作为，因为所有档案在回归前都被销毁，所以香港不能像德国统一后一样，可以到档案馆看自己以前被调查的情况，这也是构成‘神话’的一部份。香港人看不到港英政府的镇压系统如何运作，因为没有证据，很容易相信港英很自由的神话。”项敦荣认为，历史上所有政权都有服务市民的一面，也有国家机器压迫人民的面向，这是不可回避的政治现实，港英政府自然也不例外。
1934年设立的“政治部”，架构上隶属于“皇家香港警务处刑事部”，但实际上是英国安全局设立的“驻港分局”，除了进行对中国的谍报工作外，也会监控可能造成管治危机的社团组织或国共党员，一旦认定调查对象有颠覆或危害政府之虞，或会递解出境。例如著名左派人士、华人革新协会莫应溎，便是政治部长期调查跟踪的对象，在1952年发生“三一冲突”过后，遭港英政府递解出境。由于特殊的任务需求，政治部可说是最富神秘色彩、执法权力最大、也最令人闻之色变的政府管治单位。然而，随着香港回归在即，港英政府于1995年解散政治部，并将所有敏感的秘密资料全数销毁或运回英国，曾服务于政治部的华人也获安排移民英国，享有优渥的退休待遇，部份则直接转入廉政公署。有关政治部的工作内容与行径，也在解散后被纷纷出版成书，或成为电影创作津津乐道的题材。
黄金年代背后充满阴影的社会问题“此外，大家觉得特区政府做得差过港英政府，那要先检证一下事实，以前的港英政府做了哪些事情，是现在政府没有做的？譬如与年轻人攸关的青年政策，港英有没有青年政策？如果有的话也是‘六七暴动’之后，他们发现香港完全没有青年政策，为了避免社会矛盾加剧，才开始推行一些扩大教育、青年活动政策。但他们并没有比特区政府多做些什么，纯粹是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青年发展。”项敦荣指出，港英政府顶多是每年颁发几个杰出青年奖，就连中学头三年的义务教育，都是在联合国的多方劝谕下才开始实施，对香港的青年问题并未投放太多心力。无可否认的是，港督麦理浩十余年任期内，确实推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福利及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兴建公立医院、发展地铁、红磡海底隧道等大型公共建设，时至今日仍影响深远，也成为香港人“反观”现今港府施政无能的最佳写照。
项敦荣指出，当时信奉大有为政府的社会民主主义擡头，而麦理浩与英国工党关系良好，而身为左派政党，工党期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于是公营医疗、公营房屋等政策也被引入香港，借此处理“六七暴动”之后的人心浮躁、矛盾丛生。“但是，港英政府从来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就算受到工党影响，公营服务水平仍然欠佳。被视为黄金时期的八、九十年代，屯门的公营房屋宛如欧美的贫民窟，罪案率非常高；九十年代前屯门区没有一所医院，出了事只能通过挤满车子的屯门公路，送往荃湾或是九龙救治，而仅有的公营医院就像战区一样躺满了病人，医护人员完全不足够……这些都是九十年代香港的一部份。”香港电台1985年播放的《铿锵集：葵涌黑点》，记录了旧葵涌邨公屋的居住环境—相当挤迫，公共厕所内肮脏不堪，烟头、垃圾积满地面。由于屋内空间过于狭小，许多青少年都到邨内的公共空间嬉戏，但那也成为黑社会延揽新血的好地方，全邨42座楼房中，就有39座受到黑社会控制；白天虽有警察在街道坊间巡逻执法，但一到晚上，没有良好防护设施及管理员的公共屋邨，便成了魑魅魍魉滋养犯罪的温床。
除此之外，在那个经济腾飞的时代，香港也发生了多起震惊社会的大型抢劫案，持有重装火力的抢匪打劫珠宝店、金行的事件层出不穷，在1994年发生的太古大厦金轮表行劫案，匪徒更持手榴弹，并有路人在歹徒与警察枪战时受流弹波击身亡。此一时期治安不佳、社会动荡的一面，也成为许多香港电影取材创作的根源。1983年首播的《铿锵集：白衣天使》，则呈现了伊利沙白医院逼爆的窘境。由于公立医院资源有限，导致病人过度集中，但医护人手和病床数量严重不足，院方只得在走廊、厕所增设病床，护士要擡着帆布床穿梭于病人和走廊间，其混乱程度犹如战地医院。
“反观特区政府，虽然奉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导致从殖民时期至今，政府都缺乏对香港的长远规划。但从回归至今，福利开支已经增加了200%，全世界有没有哪个地方的福利开支能在二十年间增加这么多？我想应该很难。更何况香港是在保留自由市场的同时，去维系极为庞大的公营医疗、房屋、教育体系以及社会综合援助，相比港英，特区政府肯定更像是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只是，在社会、经济及外在环境早已不断变迁之下，尽管港府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但港人仍然面临物价、房价飙升、土地供应不足、产业结构单一、阶级流动困难等问题，且棘手程度并不比港英的窘境轻微。在民众追求的生活品质与价值理念已不可同日而语时，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若政府的作为持续让市民无感甚或“反感”，港人必然不会因为政府的开支比过去更多，便认定政府的表现比以前更好。
项敦荣认为，社会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未解，但港英一去不复返，香港面对新问题时，不应该回头呼唤以前，而是思考如何改进当下。上述三位“90后”的年轻人，同样对香港历史有浓厚兴趣和丰富认识，但面对“以前的香港”及“今后的香港”，却抱持不同的认知角度；或许，在不同的背景下，每个人面临的难题与追求也不同，年轻人心中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答案。而前文提及的学者邝健铭也认为，香港人“怀念以前香港”的想法，其实与世代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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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从英殖香港到中国香港 年轻人心中的香港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