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困境】没有父干如何向上流？ 香港的“穷忙”悲歌
如今许多香港青年陷入了穷忙的怪圈，背后映射当下社会阶层固化的无奈。在青年人考大学、读书、工作的旅程中，无论是原生家庭带来的教育资源不平等，还是与学历市场错位的劳工市场，又或是单一的产业结构、病态的房价等等，这些社会问题都进一步阻碍了社会流动，让旧时白手起家的香港梦难再寻。当人们批评这一代青年人“唔挨得”之前，我们更应想想，政府有否为陷于这一汪死水中的青年人做过些什么？此文章为“青年困境”系列报道之一
谈到青年人的困境，贫穷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今年4 月，扶贫委员会公布最新的贫穷统计，2017年青年贫穷人口为12.2万，贫穷率为12.4%。在与贫穷密切相关的失业问题上，青年也面临着不小的困扰。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2015年5月至7月，本港15至19岁青少年失业率达18.3%，为各年龄组别中最高，亦是近年来最高水平；在此之后，虽然随着整体就业市场改善，但仍维持在10%以上，今年4至6月临时数字为10.2%，远高于劳动人口整体的2.9%失业率，20至29岁青年失业率仅次于15至19岁，今年4至6月临时数字达5.2%。
由此可见，青年人的失业风险偏高。问题不止于此，相比于上一代，或相比于这一代青年自身，青年贫穷情况都在不断恶化。从青年收入变化方面考量，2001及2011年，全港工作人口的每月主要职业收入由2001年1.1万元，微升至2011年的1.2万元。然而，青年工作人口收入中位数皆为8,000元，呈现零增长，2006年更一度跌至7,000元。若将其间6.1%的物价增幅考虑在内，年轻人的实质薪资出现倒退。根据2018年出版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主题性报告：青年》（下称《2016青年报告》）显示，2006年青年工作人口的每月收入中位数为全港工作人口的七成，而报告中的历史数据也显示，自2006年后，这个比例始终低于七成。同时，若将低于每月收入中位数一半的人士界定为低收入人士，那么2001及2011年少于4,000元可被视为低薪青年。低收入青年的比重，由2001年的8.5%，升至2011年的17.6%。仅从这些数据可见，年轻一代低薪问题似有恶化迹象。
令人更加绝望的是，这一切有如身陷沼泽，无论如何奋力挣扎都无法摆脱。2006年，日本经济学者门仓贵史出版研究著作《穷忙族—新贫阶级时代的来临》，以数据分析及访谈资料，对“穷忙族”现象做深入分析与探讨，在日本引起广泛回响。书中所指的“穷忙族”，就是在职贫穷，意指一些每周工作40小时或以上，但所得薪金及不上最低薪资（最低月薪标准）或贫穷线的员工，即“无论如何拚命工作，仍然无法摆脱最低水准生活的一群人”，后来泛指在可见的将来职位和薪酬也几近提升无望的基层工作者。
香港也同样存在着穷忙族。2017年整体贫穷人口为100.9万，当中有 16.7%（16.9万人）为在职人士。“穷忙”消耗着年轻人的时间、精力，却又不能回馈以足够的资历和金钱，让他们投资未来，提升自我，最终只能陷入穷忙的怪圈。贫穷固然可怕，更加可怕的是无法摆脱贫穷的深渊。年轻人摆脱贫穷的希望，来自“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否足够。这里的“向上”包括在收入、职位、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的更上一层。因此，年轻人愈来愈穷，努力工作也无力改变的这种情况，实际是香港社会阶层固化，欠缺社会流动性的缩影。
社会停止流动从校园开始“靠父干”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称为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就是社会流动，可以包括经济、职业、社会声望等等。社会流动可以是向上、向下、或是横向平行移动。同时也可以是相比自身产生的变化（代内流动），又或相对父母辈而言的（代际流动）。
由于社会阶级的差异难以完全消除，保持社会流动就显得尤其重要。社会流动能激发社会成员的潜力，纾缓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当一个社会各阶层可以自然流动，就意味着上层的人没有外在因素保证他永享优越的资源和地位。同时，下层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向上移动，凭个人努力在财富阶梯及职位阶梯向上流，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素。这样的社会环境更能调动个体工作积极性，推进社会的平等。反之，若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也即阶层固化，则意味着上层社会牢牢把持优越资源和地位，下层阶级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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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阶级固化 青年难以逃脱穷忙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