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永新．三】迷信金钱 期望用钱解决一切问题
“你知不知道这几年来，政府成立了几多个基金？”谈到公共理财，周永新抛出这个问题，无奈地说下去：“当政府碰到一个问题，就用一笔钱成立基金。”翻开各年度的《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不难发现政府对成立及注资基金乐此不疲，由早年的“关爱基金”，到新政府上场的“大屿山保育基金”、“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中医药发展基金”等，在创科、医疗、安老等范畴均有设立各种名目的基金。（此文章为“周永新专访”系列报道三）
自1983年起，周永新先后于逾十多个政府委员会打滚，担任多项公职，数十年来不断与官员打交道，深谙官员作风，也明白并非任何事都可以用一捆捆钞票换回来。
2008年，周永新获邀成为东北发展专家小组成员，不时出席当地居民大会，他还记得当时常听到一些官员说：“其实都是钱的问题，只要赔偿足够，‘不迁不拆’是攞嚟噏（随口说说）。”但实情未如官员心中所想，反新界东北拨款示威、居民要求保留现有生活方式⋯⋯新界东北发展延宕多年，反映赔偿金的多寡从来不是重点。政府与民众对立，并不只是发展与保育之间的平衡，更因双方观念出现严重分歧。
殖民地时期，港府在白皮书末尾总会大致补上一句话：“上述政策建议能否付诸实行，视乎香港未来的经济状况及资源是否配合。”这暗示了两点：政府没有承诺一定会做，其二是即使政府预视日后可能资源不足，也未必自行想办法开辟资源。“他们认为有钱就有得做，无钱就无得做，不会想政策的对错，然后做好件事。”周永新有气没气地说。
换句话说，政府认为只要钱可以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但政府有否想过，即使更阔绰地从上而下地分配资源，也可能适得其反。今年年初正值流感高峰期，香港公共医疗不胜负荷，政府宣布预留五亿元拨款予医管局，应付人手不足问题，遭大众质疑未能根本解决公营医疗人手不足及床位等问题。随后，特首回应指额外拨款只为展示对前线医护人员的支持及关怀，从没说过五亿元能解决问题，此番回应徒添医护人员怨气。这样看来，政府是在用钱解决问题，还是用钱制造更多问题？
今届政府用钱解决问题的例子俯拾皆是：增拨7.2亿元医疗经常开支、拨款200亿元予政府在全港18区购置社福物业等，试图回应民生，表达关怀，但周永新表示，政府一天不从制度入手解决问题，只会令许多政策失误不断循环，再多的资源也无补于事。
尽管以往政府与市民出现矛盾多由利益分配不均、未能急市民所急而起，但近年的社会争拗反映双方观点不一致，缺乏一致认同的价值观念。他语重心长地说，用钱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与自己那一辈相比，香港年轻一代的人生目标及价值观念已有所不同，但政府仍然不改思维，迷信金钱，那是很悲哀的事。
港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绝非“富贵于我如浮云”，但金钱却非衡量事物的唯一指标。周永新说，回归前港人揾钱至上，那时没有身份认同，只想在借来的时间及地方努力赚钱，为自己、为家人务实地做事，不会沾手不赚钱的事，但港人的思维在九七后出现改变，年轻一辈不再用金钱去衡量一切。他指出，尽管仍有部分港人态度保守，看重自己的利益及着数，但亦有相当多的人开始转为关心社会整体利益，就连他自己也经历很大的挣扎。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4年建议推出“老年退休金”计划，当时周永新表示反对，二十年后他改变立场，更成为全民退保的首要研究学者。“94年时我反对，因为当时大部份香港人的价值观念充满计算：‘付出几多便要拎番几多’，我相信我的观察代表了大部份人，因此，我觉得香港市民不接受全民退保的方案。但后来我改变了我的思维，因为港人已不再是这样想，而是关心这是否一个公平对待退休人士的制度。”
周永新回想起在曾荫权任内实施的最低工资，商界由最初的一面倒反对，到出现不同意见，象征商界声音的自由党更出现时薪多寡上的分歧，这反映社会默默浮现变化，“以前我们可以容忍他们好辛苦，但赚好少钱，但到2011年，社会也希望可以公平一点对待他们，不能日做十小时只得五千多元（月薪）。”
周永新的想法变了，社会观念变了，连商界的声音都变了，但政府的管治思维仍然十年如一日。
继续阅读：【专访周永新．一】世事在变 政府管治思维从未改变【专访周永新．二】港府政策失焦 只顾平衡利益【专访周永新．四】咨询预设立场 态度傲慢惹民愤
上文节录自第16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日）的《专访周永新—世事在变 政府管治思维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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