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二）：缺集体谈判权 劳资难以对话
有非专营巴士司机日做十多小时，为跑数放弃休息；有保安员每周工作逾72小时；有前线医护人员更接更，“挨义气”超时工作；不少酒店业员工连续工作十多天，被迫“卖”掉例假工作；会计界每逢旺季通宵达旦工作更几成定律……“挨得”成为各行各业的基本要求，“过劳”逐渐成为常态，背后是打工仔、执政者、政党皆不能忽视的困局。此文章为《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系列报道文章三之二
2013年葵青货柜码头工潮令人记忆犹新，外判工人的薪酬待遇极不合理，部份工人竟需要连续24小时工作。事件最终在成功争取加薪9.8%后落幕，但工作环境、工时等却未有改善。码头业职工会前总干事何伟航曾撰文，指出货柜码头营运商和黄集团奉行“不与工会谈判”政策，加上没有“集体谈判权”法例，劳工处亦无计可施，故工人只能靠集体力量、通过罢工行动逼迫资方谈判。
何伟航认为，香港需要有集体谈判权：“政府若继续逃避立法问题，同类型的工潮将会陆续发生，受害的最终始终是工人。”什么是集体谈判权？即劳方集体透过工会，与资方谈判薪酬待遇等，资方必须承认工会的地位并参与谈判，而谈判结果具法律约束力。
最近新西兰上演一场历来最大规模的教师罢工，当地两大教育工作者工会要求政府招聘更多教师，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并提高薪酬标准。由于当地工会拥有集体谈判权，双方能持续谈判对话。工会领袖在最近一轮谈判后表示，已取得一些建设性进展，并叫停罢工活动。外界预料，新西兰教师们将于不久后收到好消息。
反观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最近一项调查发现，近半受访幼稚园老师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逾九成感到现时工作压力过大或略大，主要源于休息时间不足、学校的行政工作等。事实上，本港教师工时长、压力大时有所闻，教育界另一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亦曾就此多次发声。为什么难有改变？或多或少与“制度”二字有关。
在现行制度下，工会不能代表员工在平等、有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与资方对话，在工会地位不获承认下，工会为工人争取改善工作条件的能力大为削弱。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人文、设计及社会科学学部讲师李峻嵘解释，民主价值的背后是对平等的追求，而集体谈判权正正是“职场民主”的体现，证明话语权不只掌握于出资者，出力的劳方亦有权谈判。他相信，一旦确立集体谈判权，便可以改善现时不平等的劳资关系。
从小到大我们理解的民主，只是政治的民主，经济呢？ 老板独裁，大家觉得是理所当然，心想这个老板不好，便找另一个，有良心一点的老板。
事实上，香港曾有集体谈判权，1997年6月，即回归前夕，时任立法局议员李卓人以私人条例草案形式提出《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并获得通过。惟两周后，条例遭临时立法会冻结，并在同年10月废除，前后只存在了寥寥三个多月。当时代表劳工阶层的工联会议员郑耀棠及民建联成员陈荣灿投下弃权票，声言条例草案未经条例草案委员会讨论，通过时过于仓促。
时至今日，集体谈判权的缺口，依然使劳资关系处于不平等状态，令打工仔难以向雇主争取改善工时、薪酬等待遇。谈及劳工权益的问题，李峻嵘颇悲观，坦言政府必然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政府是不会做的。你只能逼佢做，不能期望他（自觉）去做。”
叶兆辉则一语道破：香港政府十分“Pro-Business”（亲商界），事实上，不少经济学者指出“Pro-Business”的政府，会利用政策倾斜，保护市场上现有的企业，从而令他们得益。叶兆辉认为特首的遴选需要“靠商家”，故施政时亦自然向商界倾斜，“是一个死结来的。”他与李峻嵘异口同声认为，劳工保障一直存在缺口，与本港的选举制度有关。
无可否认，在现行制度下特首候选人不需经过民选洗礼，或会导致施政向特定利益阶层倾斜。改变选举机制可能是其中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却并非必然，要有效改善经济不平等问题，还需视乎社会整体氛围。请继续阅读：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三）：主流政客忌谈“左翼”
上文节录自第16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24日）《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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