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三）：主流政客忌谈“左翼”

有非专营巴士司机日做十多小时，为跑数放弃休息；有保安员每周工作逾72小时；有前线医护人员更接更，“挨义气”超时工作；不少酒店业员工连续工作十多天，被迫“卖”掉例假工作；会计界每逢旺季通宵达旦工作更几成定律……“挨得”成为各行各业的基本要求，“过劳”逐渐成为常态，背后是打工仔、执政者、政党皆不能忽视的困局。《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三之三

承接上文：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二）：缺集体谈判权 劳资难以对话

上文提及，劳资关系的不平等状态，源于特区政府施政向商界倾斜。事实上，执政者一直没有回应大众的诉求。2017年，集体谈判权被废二十年，职工盟、工党、街工、左翼21及多个工会发起绝食行动，李峻嵘是其中一名参与者。绝食30小时，争取集体谈判权未有掀起社会热烈的讨论，只换来劳工处的官腔回应：任何协商或谈判需属自愿方可成功及有意义，立法强制雇主须与职工会集体谈判，可能令劳资关系更对立及缺乏弹性。

每年五一劳动节，劳工团体亦会举办游行，“争取标准工时”、“恢复集体谈判权”都是一贯的诉求，参与人数徘徊在2,000至3,000的关口，动员力低，政府亦只以重申立场的方式回应，更重要的是，渐渐地大部份港人亦深信“资本家大晒”。

李峻嵘直言，“从小到大我们理解的民主，只是政治的民主。经济呢？老板独裁，大家觉得是理所当然，心想这个老板不好，便找另一个有良心一点的老板。”职场上的公义，在主流泛民的政治语言中不见得重视，令他十分气愤，因为政府的施政取态无疑受社会氛围所影响。

他不讳言，香港的政治文化只彰显部份的公义，例如议员被褫夺议席、言论自由等等，而“职场上的公义”则只局限于欠薪，而不是人生有多少自主时间，“香港政治文化好古怪，如果纯为自己的利益（发声），（好像）便没有这么理直气壮、没有那么公义。”

“港人会紧张《逃犯条例》修订，因为这涉及中港关系、港人身份认同，这些狭义政治的事，就是香港大部份有行动力的人关心的事。（标准）工时是切实、关乎你每一天有几多自主时间的东西，港人却不倾向以集体的行动去解决。”

李峻嵘续解释，“工人运动搞不起的原因，是港人对于左翼、工人、社会主义的标签及论述，有比较天然的抗拒。”他坦言，港人基于对中国的认知，恐惧及敌视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令涉及阶级的议题被边缘化，“香港的独特性是和内地不一样，若要主张一些节制资本（家）的政策时，（政党）会不会觉得这些最重要？好多人觉得不会……这些议题不是最值得‘砌’（争取）。”

无可否认，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香港并非主流社会认同的价值观，甚至如李峻嵘所指被“抗拒”，但台湾著名作家、政论家杨照《在资本主义带来浩劫时，聆听马克思》一书，就奉劝社会莫忘马克思。他指出，过去百多年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实际作用，不是体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反而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地区，因为资本主义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提醒及警告，做出不少修正，才演变成今天的面貌，令劳动者拥有属于自己的基本权益。

眼见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执政者一而再高举“维护自由市场及经济发展”的旗帜，对劳工的诉求视而不见，体制内的空间匮乏，体制外的争取力量亦不强，李峻嵘只好以“等运到”形容争取劳工权益的路：“要如何掀起打工仔的意识，其实是好漫长、好难做到的。现在只能是累积（民意），（成功）很多时候视乎运气及时机，可能某月香港不幸地有20人过劳死‥‥‥”

相关文章：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一）：标准工时遥遥无期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二）：缺集体谈判权 劳资难以对话

上文节录自第16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24日）《香港“社畜”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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