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医生压力爆煲　医管局管治失当责无旁贷

每到流感高峰期，公立医院的压力点永远“生意兴隆”，混乱场面犹如灾难过后，前线医护人员废寝忘食地疯狂“on call”。医护人员被迫集会怒吼，矛头直指最大雇主——医院管理局，控诉医管局管理不善，是公营医疗系统濒临崩溃元凶。病人塞爆医院，前线医护身心俱疲，背后牵涉环环相扣的行政工作、管治文化、资源分配等种种积弊，岂是医管局一声打气两串鱼蛋烧卖可以解决。在流感高峰期医院爆煲已成常态，究竟是有关当局束手无策，还是无心改善？

身兼医管局大会成员的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上周公开炮轰医管局的开会文化“过火”，批评行政管治工作比重过高，不单摊薄前线医护人手，亦剥削了医生对病人的诊症时间。相关问题再度引起公众关注。现时医管局由副顾问医生开始需要兼任不同的行政工作以及出席不同会议。医者为何沦为文山会海的另类奴隶？医学会会董佘达明，月初更撰文批评公营医疗系统的爆煲是“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所谓医生不足，其实是压力点上（急症室、内科、老人科等）“耕田”的医生不足，狠批20年来情况始终如一，个中原因是医管局没有调整足够人手，加上管理墨守成规，导致相关科目水深火热，已达崩溃边缘。佘达明在文末建议医管局应该加强压力点人手、减少开会、增加津贴、提升士气。种种看似常识性的措施，为何医管局却不遂人愿？

律敦治医院内科副顾问医生陈沛然，2016年当选立法会医学界议员后，首个会议便是询问医管局总部及辖下各大医院在该年的流感高峰期举行会议的次数。答复却令他哑然失笑：“2016年1月至3月期间，医管局共召开四次有关内科、骨科、急症专科的内部会议。”他认为，回复只包括部分专科，有取巧之嫌。那总部三个月开四次会可信吗？“当然是假啦！我肯定医管局内部的每一天，甚至同一个时段都已经有四个会在开！”

现时，除了医管局大会外，医管局辖下还有11个专责委员会、33个医院管治委员会和3个区域咨询委员会，种类繁多。所以陈沛然指，即使以前担任全职医生时，亦只是参与过两三类会议。那么，以他的职级为例，究竟平均需要开多少次会？他说没有答案：“有时候上司说‘我唔想去开’，我会代他们去开会。其实你不想开，我也不想开呢！”他哈哈地笑。

成也行政 败也行政

医管局主席梁智仁回应梁卓伟的言论时，指高层会议都是“重要而紧急”、“有啲会唔开唔得”。什么会议才算紧急？陈沛然认为，任何会议都不可以凌驾于病人的生死健康，只有涉及“死人冧楼”而召开的应变会议才可称之为紧急，所以大部分会议都是非紧急的。他解释，每次开会起码需要二十个医生与会，导致已经人手紧张的科室，前线服务更捉襟见肘。“这些会起码开一个上午，还没有算来回总部的时间。”陈沛然粗略计算，如果在流感高峰的四至六星期内减少一般会议，可以增加约800个人手。他强调，在前线医护人手紧绌时，非紧急会议绝对可以改期：“一年有52个星期，有四十多个星期不是流感高峰期，可以开这些恒常会议。”

除了开会文化外，繁重的文书工作亦为前线人员诟病。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便是医院认证计划，虽然它在去年被煞停，但同时传出医管局会为新的认证计划招标，让人担心其卷土重来。有份引入认证的前医管局主席胡定旭强调计划可以提高医院水平，又称没有医生向他反映工作量大增的问题。追本溯源，医院认证是为了改善医护质素及保障病人安全，陈沛然亦同意，认证所要求的行政工序，某程度保障了医护人员：“当出现医疗事故而需要追究责任时，如果被查到某一个步骤没有跟足，或者没有填表，大众便会简单归纳为‘因为你无填表，所以出咗事’。”

如果无参与行政，被问到有何特别之处时，你只能答“我识照胃镜”。医管局有几百个医生都会做胃镜啦！为什么要升你？

纵然认证计划出发点是好，但陈沛然强调带来的副作用是衍生大量指引及表格：“将所有工序规范化，十年后会发现，一个简单的入院输血都要填10张表！”如是者，医护的主要工作便变成“举头望排板，低头填表格”，又或长时间核对资料，失却了对病人最基本的关怀护理，可谓本末倒置。“如果有15分钟见病人，基本上10分钟都在填表格。”即使认证计划已经叫停，但带来的“文书后遗症”短期难以消弭。陈沛然对在医管局内推行医院认证计划感觉奇怪：“获得认证是为了以优质服务吸引顾客。但医院做认证，难道为了吸引更多病人到爆满的Q唛医院求医？想深一层，大众对公立医院的诉求是改善轮候时间过长啊！”

繁杂的行政工作并非医生本业。以医院认证为例，根据医管局辖下医院为市民提供公营医疗服务的定位，加上并无明显奖罚，对院方而言实在无太大诱因参与。但对于医生个人而言，处理行政工作便是为升职面试“储CV”。曾推行医院认证的陈沛然亦笑言，自己参与上述游戏。他解释，局方考虑升迁时并不会以医生临床诊症经验与质素作直接比较：“不能说看一百万个门诊病人的医生，就一定比看一个奇难杂症的医生出色。再者如果无参与行政工作，被问到有何特别之处时，你只能答‘我识照胃镜’。医管局有几百个医生都会做胃镜啦！为什么要升你？”而处理行政工作便是一个可量化的指标，医生面试时能够解释如何为院方甚至医管局“作出贡献”。陈沛然强调，即便行政工作有利仕途，亦不能忘却医护本分:“高薪请你回来，不是只让你来开会的！”

求人医院为何不留人

香港现时约有一万四千多名医生，其中公立医院医生占六千多人，私家医生占七千多人。使用公营医疗的每1,000名病人当中，仅有0.9个医生；使用私营医疗每1,000名病人，则有达4.5个医生。换言之，现时是以不足一半的医生人手照顾全港九成的病人，而公立医院医生流失率近年也有上升趋势（见表一），对前线服务具体有什么影响？

曾任职公立医院的医学会副会长林哲玄解释，现时公院医生中，流失最多的是年资约七至十年的专科医生：“他们是相对有经验的中层，可为前线服务把关。”他以夜间值班为例，驻院医生负责初步诊断，一些小手术亦可以由三四年年资的驻院医生处理。但若牵涉到较为复杂的问题，驻院医生便会“call”当值专科医生协助，专科医生甚至可以推翻原有的医疗决定。当病情是专科医生都未能处理时，便会由副顾问医生甚至顾问医生决定诊治。

传统的私家医院很忙。真正出现“挖角”少之又少，多数都要到教授级别。

“如果专科医生走了，一般副顾问医生便要兼任专科医生的工作；更甚者，是顾问医生也要下来兼任他们的工作。顾问医生已经是颇高的职位，晚上未必需要当值，不是那么容易‘call’到的。”林哲玄认为，中层流失造成的断层，容易成为医生之间埋怨的暗涌：“未必每个部门的顾问医生都身先士卒到前线帮忙，有时候大家对高层的怨气是他们‘唔愿做’，你做到顾问医生是否就代表不懂得打针抽血？这就关乎高层体恤员工的问题。”

私营医疗市场的医生大多都曾任职医管局。林哲玄曾在公立医院任职十三年，离职时为外科副顾问医生，正是其口中流失最多的“中层”。离开公立医院后，他在私家医院任职一年多，虽然薪水以倍数计算，但工作量却是公立医院的三倍。他说，坊间对私家医院聘请医生存在迷思：“传统的私家医院很忙。真正出现‘挖角’少之又少，多数都要到教授级别。”他指出，即使在医管局，医生的收入亦算稳定，所以金钱绝非导致医生离开的主因，而是前景和士气。

当年SARS肯定不比现在轻松，但当时上下一心，便是士气高昂的缘故。

“医管局内几千个医生，如果管理层认为每个人去私家市场都是为了钱，这想法十分幼稚。”林哲玄离职时刚好是2003年，当时不仅沙士（SARS）横行，亦是医管局资源短缺、推出“肥鸡餐”的年代。他表示，在前线最困难时期也没想过要离开，最终却因前景不明朗令他离场。即使获得私家医院聘书，他仍犹豫再三：“临走前我在服务了七年的联合医院反复踱步回望，其实很不舍得走……”今天谈起，他仍旧感慨。“所以，当时有高层说‘𠵱家市道好啊，出去揾大钱啦’，我便当众骂了他‘你认为所有员工离开你只得一个原因？为什么不是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

此外，他认为医管局员工士气低落，是流失率增加的另一原因，管理层每有医疗事故便急于向公众“认低威”，打击了员工士气。他以最近的医护人员“睇漏”X光片异常的事件为例，指在医学角度上，解读X光片存在潜藏误差。但他认为，高层第一时间道歉，其实变相指摘前线人员，令他们感觉“畀人屈”。员工士气低落，加上人手紧绌，在流感高峰期便会积怨爆发：“当年SARS肯定不比现在轻松，但当时上下一心，主因是士气高昂的缘故。”

上文节录自第15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18日）《公营医疗爆煲经年　医管局须跳出管治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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