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援】数据反映切实需求　张超雄：养懒人只是想像出来而非真实

社福界多年来批评综援制度千疮百孔，政府二十多年来也不愿全面检讨改善，上月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提出的无约束力检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议案，获得跨党派议员支持通过，但政府拒绝全面检讨的态度依然不变。

长期关注贫穷问题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指出，政府始终抱着“综援养懒人”的思维，可能不太想综援真的可以追上基本生活，忧虑若综援保障金额水平比打工好，出现高于最低工资的水平，就会带来冲突。他直言：“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他们不会因为世界改变了，轻易改变观念。”即使近年领取综援的人数持续下降，政府也没有改变这种想法。

据政府统计处《2007年至2017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的统计数字》，综援个案数目在这十年间持续下降，平均每年跌幅为 2.1%。整体综援个案数目由 2007 年年底近29万宗，下跌至2017年年底的约23万宗，当中以低收入及失业个案的跌幅较大（见图一及图二）。

从领取综援的个案类别来看，年老的占超过六成，永久性残疾及健康欠佳的占约两成。张超雄认为，社会是时候看清事实，“综援养懒人”的忧虑只是想像出来而非真实的，大部分的受助者是有需要的老弱伤残人士。

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关综联）代表李芝融接触过很多综援受助者。他指出，综援受助人为何那么不愿意面对公众，或是有那么多社会悲剧发生，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心态也很抗拒领取综援，但没有综援却又无法生存，内心很矛盾，自我形象也很低落。

“有不少受助者害怕接触外界，他们很担心遭受歧视，所以不敢面对公众。就算有问题也好，也不愿意站出来说。”李芝融强调，现时很多领综援的人，其实也很想重投职场，只是在各种社会因素下无法找到合适工作。他强调，只要认真分析综援数据，便可证明受助人并非不愿工作的“懒人”，“这是政府数字给我们看到的事实，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关综联成员欧阳达初及社联政策研究及倡议总主任黄和平著的《未完成的香港社会保障︰批判的导论》一书，提到“除了一直以来奉行的理财及福利哲学外，政府不愿检讨，可能是深知综援金滞后于社会发展，检讨必然带来上调的压力，并引伸出政府宣称的综援财政可持续性，及对市场工资构成压力”。社会保障安全网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在考虑分配资源时，是否应将对库房造成的财政压力，置于其作用之前？

张超雄认为，所谓检讨综援制度会带来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忧虑，是站不住脚的。“曾俊华做了那么多年财政司司长，都在说（将会出现）结构性财赤，但事实并非如此。二、三百亿元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福利现金制度开支来说，虽然不是少的金额，但说我们负担不了，却难以令人信服，政府每年有数以百亿元的盈余。即使盈余并非必然出现，但始终这是协助穷人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过去十年的社会福利经常开支持续上升，但综援开支变动却一直平稳。整体的社会福利开支，也一直维持在政府经常开支的20％之下（见图三）。黄和平更指，这十年的综援开支名义上增加了约20％，但同期通胀上升了四成左右，故实际开支其实是减少了。

调节金额“偶然随意”　徒损安全网功能

过去综援金额也曾数次出现不按机制调整，政府于1999年因为之前两年香港出现通缩，如按过往机制调整，金额会太高，决定冻结综援标准金额，直至通胀追上为止。在2003年，政府将综援的标准金额下调 11.1%，以抵消过去“加多”了的援助金。近年，政府视乎财政盈余而向综援受助人发“双粮”、“三粮”等一次性纾困措施，充满着偶然性及随意性，也影响了综援作为安全网的效能。

事实上，这些没有根据政策规划而发放的额外金额，并不能确保援助金的足够性。欧阳达初在《未完成的香港社会保障》中指出，这些纾困举措或可理解成政府拒绝检讨综援及进行基本预算调查的补偿，但不经研究调查而做调整，就难以评估可以如何改善综援受助人的生活。

社福界同样一直倡议设立一个合理、科学化及持之以恒的综援调整机制，以制定及同比调整综援水平，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争拗及社会矛盾。周基利指出，临时的措施“有就畀你，无就唔畀”，不是有承担政府的长远做法。“他们没有远见和承担，也没有目标去做事，不会知道成效。这些不是一个长期的commitment（承诺），没有延续性。”

李芝融则批评，这些不按机制的调整影响综援作为社会保障安全网的作用。“‘出双粮’一来要他们等一年才有钱去弥补过去一年的经济条件不足；二来这些措施会引起社会分化和矛盾。很多人会说他们不用工作就可以有一万数千元，但事实是否这样？不是的。”

黄和平认为综援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一般应该要逆周期，在经济差的时候，政府应该要扩大公共开支，让社会不会因为市民缺乏消费力，导致经济恶化。“下雨时打开伞，好天气时应该要多存点钱，有多点储备。现在政府是刚刚反转，在下雨时他们把伞收起，有盈余就多派点给你。但在经济差时，他们应该是最不景、最需要的时候，需要更好的保障；经济好时，你多给钱是锦上添花，政府应该是在社会最艰难的时刻多给资源。”他指出，对于社会保障来说，制度很重要，受助人也需要知道如何对日常开支作预算。

香港的综援制度二十多年来对基本生活的定义没有作过检讨，以家庭为单位的限制迫令部分长者及残疾人士和家人分开居住，豁免入息安排的机制也打击综援人士工作意欲，间接造成更多不必要的综援开支。就财政状况而言，综援及社会福利的开支并非政府无法负担，而缺乏系统化的调节机制，却使社会保障作为安全网的功能受损。在这样的机制下，真正最有需要的人，能否得到合理保障？

上文节录自第14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11日）《安全网弊端多　廿年未检讨　综援难当社保最后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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