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专栏】激进组织“地下气象人”的启示：暴力能改变什么？
上集：【张铁志专栏】和平示威变暴力革命：美国组织气象人的前世今生三
“在一个暴力的时代，看着你的国家在别人的土地上屠杀无辜的人民，如果什么也不做，只是继续享受你的中产阶级舒适，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动。”这是地下气象人的信念。只要美国人民不对这个体制和政策提出抗议，他们就是帝国主义的共犯。
1970年开始，他们准备正式对美国宣战：一场游击革命战。
只是《战争宣言》尚未发出，在1970年3月6日就发生格林威治村的公寓爆炸，三名同志死亡。这对气象人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有人害怕了，有人怀疑这样做是否正确。但他们不得不上路了。只是，他们修正了路线，决议未来主要是针对各种政治象征性的机关进行攻击，且会先发出警告，以避免人命伤亡。
5月，美国轰炸柬埔寨，全国各地大学爆发罢课抗争，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学，国民警卫军在校园开枪打死四名学生，震撼世界。
地下气象人发表了第一份《战争宣言》：
Hello，这是贝纳丁多恩（Bernadine Dohrn），我现在要宣读一份战争宣言，这是地下气象人的第一个战报……在接下来的十四天，我们将攻击代表美国各种不正义的象征或制度。
从1970年到1974年，他们在国会山庄、国务院、五角大楼、法院、国民警卫军、大企业总部，进行了约十二起爆炸行动，并曾受委托劫狱救出LSD宗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将其送到阿尔及利亚。
在地下生活期间，他们告别了父母与家人，脱离原本身份，切断所有社会关系，在不为人知的阴暗世界中过着秘密的生活。那是何其艰难的时光。尤其对主流社会来说，他们是恐怖份子，是FBI头号通缉犯，他们的头像在各处张贴着，上面写着：“Wanted”。
不过，七十年代初的气氛变化来得很快。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定确定终止越战，不少地下气象人开始觉得没有战略上的理由继续地下抗争。也有人日渐怀念和家庭的联系，更有人迈入新人生阶段生了小孩，不想让小孩在一个扭曲的环境下长大。
也是在1973年，联邦政府撤销对他们的主要起诉，因为法院判定不合法的监听和监控都是无效的证据。而且水门事件让非法监听的行为恶名昭彰。
事实上，早在1970年底，他们就开始自我怀疑，扬弃SDS的庞大组织网络是否是正确的？该年12月，几个月前才发表《战争宣言》的多恩发表文章《新的早晨，改变的气象》（New Morning, Changing Weather）（又借用了Bob Dylan的《New Morning》，那是刚在10月发行的新专辑名称。）在其中，她修正此前立场，意识到他们必须重建和整个反战运动的桥梁，不能只是孤立作战。
接下来两年，多恩、艾尔等数人开始撰写一本书，分析美国政治情境和激进运动的过去与未来：《燎原之火：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政治》（Prairie Fire : 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Anti-Imperialism），这个书名来自毛泽东的名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言仍然强调：“我们是一个游击组织。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儿女，在美国进行了四年多的地下行动……”，但其中也延续了“新的早晨”的看法，暴力革命不应和群众斗争切割开来。
此书在1974年独立发行，在左翼书店和激进组织中流通，引起很多关注和讨论，他们在地上的支援者也成立了“燎原之火组织委员会”来从事公开行动。
他们希望透过这本书重新结合起更广大的左翼运动，而且，此时炸弹行动几乎已经停止了。这代表着地下气象人将要进入下一阶段。
到了1970年代中期，越战真正终止了，更多人怀疑继续在地下的意义，质疑这几年他们到底成就了什么？
1977年，第一批气象人出来自首，警察叫他们第二天再来，结果是缓刑和罚款几千元。不久，马克鲁德出来自首，所有镁光灯对着他，但他也获得缓刑。八十年代初期，多恩、艾尔和大多数地下气象人都出来自首，回到日光照耀的地上世界。
这是一场最讽刺的黑色玩笑：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气象人背负了整个年代的悲痛，无比激情地要追求革命，但他们的爆炸行动既没有带来改变，他们的自首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唯一改变的或许只是他们的个人人生，以及三个死去的同志。
四
在八十年代后，有曾是革命份子的地下气象人自首后重新回到社会，成为成功的律师或名校教授（多恩后来是西北大学教授）；有人如马克鲁德在新墨西哥的社区学校教书，积极参与社运，但过往记忆却一辈子让他不安与痛苦；也有如当初撰写“气象人报告”的John Jacobs，虽然在1970年就被气象人逐出组织，却始终在地下逃亡甚至在加拿大靠贩卖大麻维生，最终病死异乡。
也有少数人转去参加其他更激进的团体，如从格林威治村的房子爆炸中险死逃生的Kathy Boudin和恋人、曾是哥大社会学硕士的David Gilbert，他们在地下气象人纷纷自首后参加另一个组织，并在1981年参与一场抢劫案，造成包括警察在内三人死亡。Gilbert被判终身监禁，Boudin则在坐牢多年后于2003年假释。那一年，她六十岁。他们后悔吗？
有人反省，“如果你认为你有一个至高的、绝对的道德立场，那么，这只会带来危险。”
仍在服刑的David Gilbert则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而他愿意负起服刑的责任：“如果历史能够重来，我会再做一次，但是做法会不同，做得更聪明。”
马克鲁德在自传中提到，为他们的“教条僵化和自恋”感到羞愧，在纪录片《地下气象人》（Weather Underground）中，他则反省：“我对这些事情并不骄傲，而且，我发现很难区分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气象人做对的是，我们掌握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事实上，今日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暴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这个知识体系太过于庞大，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不知道该如何去回应和解决。”
奥巴马在2008大选时，一度被对手质疑他和曾是地下气象人成员的艾尔有过来往，被说成和恐怖份子来往。事实是，艾尔回到芝加哥后积极参与当地社区活动，而奥巴马又是当地议员，都曾担任同一个协会的理事。针对此事，艾尔在《纽约时报》投书说：“我当然对过去感到后悔，包括想像力的过度和失败、做作和自恋、夸张的修辞、盲目的宗派主义和其他许多的错误。我们最极端的一些行动对其他人造成危险，我永远都不会抛卸这些责任。但是，整个反战运动的牺牲和决心，都没能阻止对越南的暴力，这才是我真正懊悔的根源。我们写信、游行、跟年轻人演讲、包围五角大楼、卧轨，无所不做，但我们还是没能阻止那十年战争中死去的三百万越南人和六万名美国青年。”
所以，暴力之外，该如何改变不义的体制呢？
气象人一直不相信组织工作。他们在夺得SDS的主导权后，就让这庞大的全国性组织彻底瓦解，而当其他人没有响应街头抗争行动“愤怒之日”时，他们的结论就是大家都被体制收编了，因此只能靠他们几个人的暴力革命来摧毁美国帝国主义。
讽刺的是，他们自认支持与结盟的主要对象黑豹党，与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观。黑豹党认为改变世界必须透过对民众的长期组织和动员，因此在黑人社区提供穷人小孩免费早餐、给予社区民众政治教育，以赋予弱势者力量（empowerment）。
当1970年5月美国轰炸柬埔寨，引起数百个校园罢课抗争时，马克鲁德正在费城藏匿，他甚至不敢到几个街区之外的宾州大学参加学生的反战示威。
多年之后，他回忆那一刻说，“我突然觉得恶心，我发现我们选错策略了，革命游击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放弃了真正的斗争场域——所有人都可以加入的地上运动。SDS不在了，不再能协调如今这场巨大的青年反战运动。事实上，毁掉SDS和把我们自己隔绝在地下，其实是帮FBI做了他们的工作。但对我这通缉犯来说，一切都太晚了。”
他懊悔地说，“我的朋友和我毁灭了美国最大的激进组织——一个在数百个校园中有分部，有强烈的全国性知名度和认同，而且还有很大成长空间的团体，改去追求一个都市游击革命的幻想。”
或许正是因为1968年的气氛太强烈、太激情，他们以为成千上万的人愿意跟随他们。但当激情退去，更需要的是日积月累的组织，而不是自以为是的“革命”。
对《休伦港宣言》起草人、后来的反战运动健将汤姆海登（Tom Hayden）来说，他在1967年夏天纽瓦克（Newark）黑人大暴动时，已经思考“以贫民区为基地进行都市游击战”的可能，并也在1968年参与芝加哥街头的骚动与抗争。
他在1967年的《纽约书评》中就写到不能陷入“关于革命的激进幻想”中。他说，虽然“暴力可以震撼现状”，但“只有政治和组织才能改造现状”，关键在于“参与式民主”。“在美国，民主——亦即人民如何控制他们生活的理念与实践——仍然是一个革命性议题。”这样的理念使得汤姆海登在六十年代之后持续参与政治与社会运动，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是美国进步运动中的重要声音。
地下气象人们牺牲了青春，放弃了可能的美好人生，勇敢地为他们坚信的理念献身。他们或许不需要一个气象人告诉他们风向，却终究判断错了运动与人生的方向，让革命梦想成为只是自恋与自傲的妄想。
他们也低估了，一个组织、一个思想、甚或一本书，都可能比炸弹更有爆炸力。
张铁志台湾作家，现任文化刊物《新活水》总编辑即将出版《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乌托邦追寻》
上文节录自第14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月21日）《 想像的革命 地下气象人的暴力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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