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贵州数据铁笼管人管事　大数据非收集私隐？

目前金融行业是数据交易的重中之重，通过对个体生活、工作或学习等加强相关领域，应用数据了解一个人的诚信程度。而需要了解的方面事无巨细，王京形容，这其中的细致可以聚焦到一个人在学校的各科成绩、有无考试作弊的记录、有无违纪抑或正面的记录；如果一个人是驾驶员，其驾驶习惯、有无酒驾或闯红灯的记录、一年的违章次数；在生活中，缴交水、电、煤气费用的习惯，会否拖延缴纳。此乃《贵州大数据》专题报道之二

承接上文：【大数据．一】用大数据重新定义人　当经济穷省贵州遇上高科技

从一个人的手机号都能看出端倪，“手机号码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如果一个人经常换电话号码，说明这个人可能有诚信问题。”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下称“交易所”）商务总监王京想了想，决定换一个词来形容，“精确地来说，应该是‘不稳定’”。银行对手机使用习惯会分为四个维度，其一，是否为实名注册；其二，使用了多少年；其三，手机通话费的区间段；最后，则是手机大部分使用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服务金融业时，会尽可能打通和生活相关的数据。“这些点点滴滴构成银行对用户的画像，就是这么细致。”王京说。

尽管GDP伴随着大数据产业发展有了实质提升，扶贫依旧是贵州的关键词。2013年，中国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旨在2020年实现全国的贫困人口脱贫。通过不同政府部门数据的交叉验证，便可以判断个体是否真正属于贫困人口，“是否贫困就一目了然。”王京解释道。“你可能会想坐飞机和扶贫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在农村登记为贫困人口，不断在享受社会带来的福利，同时天天坐飞机在外面玩，这里面是有严重的问题，甚至有腐败的问题。”他笑言，“大数据精准扶贫，可能动了很多人的‘蛋糕’。”

大数据不仅可以刻划个体，对于企业亦然。若要判断一间公司是否为空壳公司，可以通过调查企业的注册地和实际办公的地点，再借助其缴纳水、电费用的情况，就能判断公司是否只是一具空壳。

实现以大数据重新定义人、为人“画像”，首先需要大量且多元的数据。在采集和应用数据时，更容易涉及私隐问题。在立法保障数据安全亟待解决之前，数据使用的界线究竟在哪里？王京认为，大数据做的事和个人私隐之间有所区别，“我了解的是特征值啊，不是私隐。”他笃定说道，“大数据本身就是特征，大数据就是去研究这个事物的本质，去研究DNA，而不是研究长得漂不漂亮。”

各据资源挖宝　数据壁垒难攻

然而，对于用数据为用户画像能够多准确，存在另一种质疑的声音。力创科技总经理兰海翔对记者表示，大数据发展存在数据壁垒的问题，现在政府提出要把政务数据公开，但是能公开的范围也有限。数据壁垒致使画像只能描绘轮廓，例如用手机的通话联络对象来判断这个人，“我平常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你这个人经常电话联系的都是政府官员，那估计要么你的政府人脉很深，要么你本身就是政府官员。如果你打的电话都是商人、高端人群的话，那你这个人本身也就不低级。如果你出入的都是一些低端场所或者都跟低端的人打交道的话，那估计你离低端的人也就不远。”

但是判断一个人是否“高端”，可能要纳入银行存款的考量。“银行不可能把你的存款数据交给我，我也不可能把你的私隐数据交给银行。”兰海翔解释。

真正要打通数据交易，似乎不那么容易。兰海翔指出，大家都认为数据是个宝，但这个宝的价值还没发挥出来。“谁抢占资源，谁就是未来的赢家。我把资源留在手里，我不愁，我知道底下有金子，哪怕我没有办法挖出来，也不让你挖，等到有能力挖时，我再去挖，大家都抱这种心态，那就没法实现互通。”对于企业，几乎不可能提供绝对准确的信息。至于具有公信力的数据交易平台，兰海翔认为，“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也许作为交易所的成员或联盟单位，我可能贡献一部分数据来进行这个平台的交易。”通过不同数据方的叠加，来得到相对接近真实的结果。

“数字贵州”构筑“数据铁笼”

建设“数字贵州”是贵州发展大数据的目标，上至城市治理，下至民生事务，贵州省政府试图创造一个用大数据作为燃料的社会。贵阳公安交通管理局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建立了“数据铁笼”。这个系统将通过对大数据的综合分析，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在贵阳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展示中心，有两句话显示了数据治理的野心，“在大数据的视野中，我们怎么来描述一个人；在大数据的技术中，我们怎么来管住一个人”。

一位民警的一天将会如此被记录：每天都需要记录考勤，书写工作日志，每次的执法行为都需要视频资料。若没有写工作日志、离开工作区太久，指挥平台便会发送提醒预警，若没有修正问题，预警将先后抵达上级主管和监督部门。“管住人”便是要掌握执法人员的每个行为，通过数据监管及预警。

管人管事管权　不再无迹可寻

“通过大数据的方式，管住了人、管住了事、也管住了权。”数据铁笼项目如此宣传。这个项目也成为贵阳政府展示治理能力的标志，官方媒体也大力赞扬，形容数据铁笼“破解了权力运行无迹可寻的特点”。

贵阳在大数据应用的实验，逐渐为全国闻名。第一次来到贵阳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展示中心时，展示厅的参观人数寥寥无几，但预约的场次就有八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机构考察团会专程来此参观。这一天，有中央电视台及外省卫视考察团、澳门工商界骨干考察团，以及山东省淄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大数据的应用不只在监督权力方面，展示中心显示的“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是中国首个实现政府和企业数据资源共享交换的平台，这项使用阿里云技术的系统，绝大多数使用者是政府部门。具有国企性质的云上贵州公司，因为2017年与苹果中国区iCloud服务合作而声名大噪。前文提及的精准扶贫，在展示中心有更详细的解释，识别可对焦当地的贫困人数。贵州的应用层面，在扶贫精准识别方面，识别率高达98%以上。

城市治理亦是大数据应用的重地。人工智能开放平台首席技术官张立铭表示，“坦白说，这三年贵阳已经积累了非常厚实的大数据基础，依靠这个基础，贵阳接下来想怎样应用大数据？”厚实的数据基础多是来自政务数据。2017年贵阳市政府与英特尔合作建立人工智能开放平台，该平台目标是成立“政产学研”的生态平台。张立铭透露，平台创立初期，贵阳市政府提供了十类政府数据，平台再将数据提供给初创公司，以此建构AI初创应用。这十类政府数据，涵盖医疗、景区人流统计，以及居民的水、电、燃气应用等。

掌握数据是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的敲门砖。张立铭认为，科技巨头往往拥有自己的数据资源，在自己的平台做应用训练，贵阳创造了新模式，“没有一个这样公开的模式，由市级或省级提供这样的数据让初创公司解决问题。”

由政府提供的数据训练出来的技术，亦能反哺改善城市治理效率。有初创公司拿到十字路口的视频录像，利用真实的场景训练模型，例如通过十字路口出事的概率、堵塞的时间段来调整红绿灯。张立铭透露，“很多初创公司在做这样的创新，这结果能够直接反馈到政府机关。”他指出，“对政府来讲，能够得到AI的助力，对他们整个政务的管理很有帮助。我们讲的红绿灯管理是最基本，包括很多社会治理方面，实际上都可以用AI算法解决。”张立铭认为，贵阳市政府能创立开放平台，并将政务数据与AI结合，在中国是创新的模式。

“贵阳从当初做大数据产业开始，就是国家层面的，最终达成所谓更高效的政府治理，还有社会治理，对于贵州来说，算是它的使命吧。”而这种以政府或国家力量推动的模式，是一种非典范的形式。张立铭来自台湾，他认为两地发展路径有所不同，“台湾政府推动这件事情的话会有一些其他杂音，例如私隐法，一般来说台湾的AI创新还是比较片断式，以行业内的创新为主。”相较之下，贵阳市的行动力很强，“说干就干”。

延伸阅读：【大数据．三】数字化时代争议四起　社会恶果有待分解

上文节录自第13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26日）《用网络重新定义人  大数据如何打救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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