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数字化时代争议四起　社会恶果有待分解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曾撰文指出，由于中国缺少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信用机制，催生出使用“客观”的大数据衡量信用体系的方式，以提供指标供各方参考。但由此衍生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却往往为人忽视。大数据带来的偏见问题并非新鲜事，在西方国家亦早有先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学院教授Andrew Guthrie Ferguson就曾在其著作《The Rise of Big Data Policing: Surveillance, Race, and the Future of Law Enforcement》中指出“大数据的傲慢与偏见”。此乃《贵州大数据》专题报道之三

承接上文：【大数据．二】数据铁笼管人管事　大数据非收集私隐？

书中提及美国已有一套“大数据警察”的评价系统—根据人口资料、犯罪记录等，来衡量当地社区和居民的风险指数。尽管数据是客观的，但不意味着经过系统计算后出现的结果会摒除偏见，而带有偏见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警民互动，导致更多社会矛盾迸发。

事实上，因数据偏见产生的社会恶果屡见不鲜。“我们所谓的向前看，继续去看新的东西，但不等于我们解决了旧问题。”傅景华指出，“现在香港政府讲到AI，都说好像是有很大的市场，但产生的结果不是很多人讨论。我不是质疑应不应该用，我完全认为这是很好的工具，我都会用来做研究。但我提出的问题是，大家对AI的局限，到底有多少认识？我们只知它有什么好处，但不知它有什么局限。”

在国外，不少国家将大数据产业提升为国家战略，相关法规和权利争议的讨论也层出不穷。2012年美国发布《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开启大数据战略时代，随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相继发布大数据相关政策，旨在推动国家基础建设、公共政策、数据共享等。

但科技进步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大数据法治发展报告（2017）》曾指出，近年来在政府推进大数据的政策中，25%均与信息安全相关，可见大数据领域的安全法治问题已经愈来愈受到关注。不同政府部门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的标准与制度、如何合法保障公民私隐等问题都有待解决。而更深层且少有人讨论的问题是，数据的所有权归谁，如何限制政府和企业过度使用数据。

知名科技评论员、矽谷创业家安德鲁（Andrew Keen）在《修复未来》（《How to Fix the Future》）一书中倡导以“私隐为准则”的“欧盟个人资料保护规则”（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由于各国普遍缺乏明确法律，致使人们必须自己努力了解其资料被利用的情况，GDPR为私隐和数据提供了全新的生态系统，而个人私隐将成为网络上优先考量的部分。

在大数据的铁笼中，公众是进入新的创业潮流，还是“老大哥”的全景式监控？未来还需要更多法律规范、政府与企业的自律、公众获得更多知情权和决定权，才能使人们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

一场富人与穷人的赛跑

不过对于贵州而言，如何摆脱贫穷的帽子，维持大数据产业先发优势或许更为重要。贵州率先在大数据产业这条跑道上起跑的时候，官方热中于用“弯道超车”来形容贵州即将改头换面的前景。此后，又见到“弯道取直”成了贵州宣传的主调。

“实际上仔细体会这两个词，弯道超车也好，弯道取直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因为贵州不管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业也好，或者是工业也好、农业也好，什么都拿不出手。后来找到大数据这条路，觉得不仅符合生态的理念，又符合发展的理念，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通过这手段，穷人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兰海翔说，“贵州这两年的GDP增速在全国还是可圈可点，再加上大数据这张所谓的亮丽名片，贵州在全国还是当了一把弄潮儿，站在潮头浪尖上。”

然而“大数据”已经不再是贵州的专属名片了，社会普遍认可的“富人”们，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都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上发力，大多一、二线城市都以创新科技作为城市规划的重点。由于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就在杭州，杭州的大数据领域在业内人士眼中也是突飞猛进。“阿里就在杭州，有了阿里，它比其他地区高出多少个头来了，那个时候它再想发力的话，我觉得富人永远都会比穷人跑得快。”

穷人的短板，包括贵州始终未有完整的产业链，或是比较好的商业模式，在传统工业或制造业亦很薄弱。其次，是对人才融入的吸引力，即使政府对初创企业、吸引人才上都投入资金补贴，但相比于“北上广深”，吸引人才留下来的磁力显得弱了许多。

《圆环》出版之后，《纽约时报》对作品的评价是：“一则关于数字化时代生存危机的寓言，个人数据不断被采集、筛选、货币化，这是一个监控与大数据的时代，私隐惨遭废弃，‘集体主义’蔚然成风。”现在看来，这则“寓言”或许并不遥远，至少在技术上已不难实现。

不过，对于贵阳人来说，大数据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离他们的生活似乎也很遥远。土生土长的贵阳司机告诉记者，他感觉这几年贵阳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房价涨了，这里有号称全亚洲最大的巨型楼盘“花果园”，从棚户区经过旧城改造，摇身一变成为能容纳50万人的现代化社区。至于大数据在做什么，他不太清楚。

上文节录自第13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26日）《用网络重新定义人  大数据如何打救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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