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盲学新概念漠视空间公义 邓永成：过渡性房屋要过渡到几时？
“其实政府有没有想过，大家根本就不想‘过渡’？我们去探访那些入住家庭，真系好鬼‘过渡’㗎啫，一位单亲妈妈带着小朋友，原本住了3年㓥房，现在搬去‘过渡性房屋’，签了两年，但五年是上不了公屋的，他们之后又要‘过渡’去哪里？”有指特首林郑月娥即将力推过渡性房屋，而多次规劝当局不要以“过渡”解难的浸会大学地理系教授邓永成批评，“今天香港面对的是‘公义’而非‘供应’问题”，若盲目增加未必适合聚居的地方，城市或会被简化成宿舍。
如果“过渡”换来的是“安居”，“稍等”当然无妨，就怕等不到尽头，又落得流离失所。香港人已经等太久了，但政府却说，等等，等“过渡性房屋”再兴建一会儿，然后再等等，再“过渡”一会儿。
“大家好像总看不清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用邓永成的话来说，“‘土地大辩论’是废的，问题在于‘制度不公’而非‘供应不足’，大家却在争论优先采用哪个选项”；又或者，“林郑一方面强调‘房屋不是简单的商品’，另方面却想方设法鼓励市民置业，这无疑是加剧房屋的商品化、继续走商品房经济”；再或者，“‘过渡性房屋’只是把基层从㓥房移居至另一种暂居形态，本质上等同把市民‘塞’进好一点点的㓥房里！”
过渡性房屋 制造治标幻象
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但还在装睡的管治精英们，怎么也叫不醒。而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例如瑞银财富管理9月底发表《2018年全球房地产泡沫指数》报告指出，在22个主要发达金融市场中，香港楼市风险排名第一，面临爆煲。
“呼……！”邓永成鼓起腮帮子，长长地舒了口气，说“应该讲的，还是要继续讲，叫她（林郑月娥）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其实问题真系好大镬！”
既然要讲，就从头开始，从讲过很多次的“土地问题是公义问题，不是供应问题”讲起。
“我们谈及‘社会公义’或者‘城市空间公义’时，有一个最主要的基本共识就是‘共创’，城市是大家共创的。”邓永成指出，既然是“共创”，即我们共同付出过，就应该得到应得的东西，但对香港而言，一般老百姓长久以来根本无法合理地分享“共创城市”的成果，而问题正正源于土地分配制度的不公义所导致的“回旋式二度剥削”。
邓永成去年曾与学生叶钧颂合撰《不愿面对的土地真相：从体制的二度剥削说起》及《以土地政策包装二度剥削——公私营合作的盘算》等文章，指出港英政府自1980年代开始，将卖地和补地价等庞大收入，拨入限于基建及征地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令这笔原可投入社会福利的公帑，不但无法直接回馈市民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反而用以平整土地和基础建设，把“生地”变成“熟地”，再卖给私人发展商牟利——这可谓对社会的“首度剥削”。
分配不公蔓延 港沦为下流城市
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社区建设，令土地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增加了土地使用价值，而发展商则透过土地拍卖，把有关土地私有化，兴建私营房屋，再以高昂的价格，把单位出售予曾经参与土地增值建设的公众——此谓对社会的“二度剥削”。
当政府不断投放收入生产“熟地”，发展商就继续坐享其成累积资本，惟小市民不但得不到应有回报，更不得不以高于实际交换价值的资金，换取居住环境持续“下流”的房屋——面积愈狭小、条件愈简陋、空间使用愈不足、社区设施愈不便、群居生活愈疏离，令房屋简化成宿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曾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会以房地产搾取最高利益，故住宅必然会出现短缺。以香港为例，在“二度剥削”的循环下，难免有人无屋住、有屋无人住，就算有280万个住宅单位，也无法让250万个家庭安居，而这个原本只困扰基层的房屋问题，已经扩散成为社会各阶层都要面对的“下流城市”问题。
然而，政府却仍执意听取一家之言，把房屋问题归咎于需求飙升，并主张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合理化制度不公，大幅增加商品房的供应，令“二度剥削”迅速蔓延。
“市区重建局！呼……简直岂有此理！”提起这个被指“无王管”的公营机构，邓永成愤愤不平，再次鼓起了腮帮子。他表示，自2001年颁布《市区重建策略》后，市建局便以“市区重建”及“自负盈亏”为名，低价收地重建大量高价商品房，惟政府只收取象征式地价：“（2003年的湾仔）利东街重建项目，市建局赚了88亿元，但政府只收了1,000元！”
“城规会也很离谱，技术官僚及精英占大多数，每当有人提及‘社会公义’的问题，就会被人反驳指‘这不是土地问题，我们不会在这里讨论’。”邓永成再次叹息，无论是财政司司长把关不力的市建局，还是弱势声音孤掌难鸣的城市规划委员会，都钻了制度的空子，深化了不公义。
另一方面，随着1970年代经济起飞，市民的物业购买力大幅跃升，在地产商推波助澜之下，港府放弃了以公屋为主导的房屋策略，改为鼓励市民置业——表面上这是“安居”的代名词，实际上却是可以极速“致富”的投资压舱石，令小业主以搭火箭的速度晋身“上等人”级别；至林郑政府，更变本加厉。
“所谓的‘置业需求’，根本就是政府大力鼓吹、制造出来的。”邓永成认为，政府成功捆绑了小业主与发展商的利益，“所以无人会希望楼价大跌。”而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时，师承城市发展学者Shoukry Roweis，认清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回港决志不买楼、不参与推进这共业，30年来搬家12次，“连搬运公司都和我们很熟了。”
邓永成去年底与叶钧颂、梁汉柱及冯国坚合撰的《“过渡”措施目的成谜 勿把城市简化为宿舍》，曾提到林郑鼓吹市民置业的论调令他们联想起，在19世纪的法国巴黎，资产阶级如何推动城郊工人上车做业主的故事——
当时，工人需要城内的工作机会，城内的工厂则需要工人的劳动力；然而，资产阶级虽然欢迎工人进入城市，但碍于城市扩张的空间压力，故把他们安置在指定地点，又鼓励他们努力储钱置业；不过，工人最终得到的只是一种聚居城市的感觉，而非真正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
邓永成等人指出，这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是将人分成“有楼”及“无楼”两类，而“有楼的人”，才算是“这个城市的人”，当权者可借此管理其城市生活，以保和谐稳定。
更令邓他愤慨的，是政府近年不时抽离历史脉络及现实背景，胡乱挪用外国新兴的房策词汇，并大举兴建既难治标也难治本的“过渡性房屋”，不断压缩甚至偷换“空间公义”的概念。
以林郑去年上任后推出的“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为例，民间团体早就提倡“社会房屋”应以家庭为本，根本不应被视为“过渡性房屋”；另外，“社会房屋”亦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居民亦应承担平等责任、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反观社联那500个“社会房屋”，总觉得奇怪，用邓永成的话来说，是“挪用了先进实践的名义”，并没有为大众的聚居带来任何事实上的改变。
林郑出身基层 偏坐视社会不义
邓永成建议，港府若想走出当前困局，应大量增建真正的“社会房屋”，即公共出租房屋，这亦是重新追求社会公义的起点——基层不再被随处安插、享有安全舒适的住所、享受完备便利的设施；当居民对生活有希望有憧憬，自然愿意花心力打造个人空间、积极参加社区事务、与邻里守望相助，同时亦更有动机投入工作，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整体利益。
至于地从何来，邓永成就提出多个在现有制度内可行的短中期方案：（1）当局应该根据《市区重建局条例》，从收地成本、重建条款、单位面积、出售价格及盈余资金拨作政府收入等方面，积极做好监管工作；（2）由特区政府持股75%的港铁，不时获政府批出港铁车站上盖及附近地段的物业发展权，理应利用有关地段兴建更多出租公屋；（3）作为“房屋实验室”的香港房屋协会（房协），应研究如何兴建更宜居的房屋，而非发展郊野公园边陲土地；（4）在未来两三年内暂停卖地，在原定卖地的土地上兴建公共屋邨；（5）根据“本土研究社”之报告，有532幅总面积达301公顷的官地未被纳入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选项当中，当局理应立即善用有关土地。
“林郑不用担心，这些做法全部不涉及大地产商，政府完全有权有法有制可依，只是过去不作为。”邓永成强调，“只要政府做得好一些，就可以令房屋的供应和价格，变得合理些。”
诚如法国城市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城市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实践出来的空间，也是人与人在日常生活中相遇的地方，而房屋则应该让人有尊严地聚居，并因而有能力参与城市生活。然而，在无法打破土地分配不公的香港，这一切就可能什么都不是了。
记者总是不解，包括基层出身的林郑月娥在内，那曾经被不公制度剥削的一群，当他们有机会向上流后、有权力改变香港的时候，为何会默许不公义的继续存在，甚至成为剥削基层、强化不公制度的一群？
“这就是社会！他们现在厕纸也不懂得买，地铁也不懂得搭，又怎么知道民间疾苦？……就算是我，也很需要传媒时常remind，基层有多苦，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太多。你看她（林郑月娥）接触的那些人，谁会跟她谈社会公义？”邓永成又再鼓起泡腮，摇摇头。
上文刊登于第13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8日）《土地供应假命题 扭曲安居须置业 邓永成批政府为不公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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