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产业结构转型——是放任经济的笑话，还是积极不干预的悲剧？
连续24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10年前敲锣打鼓提出经济结构转型、扬言发展六大优势产业，但时至今日，四大支柱行业不动如山，稳占本地生产总值近六成，而所谓的优势产业，虽由7.5%微升至8.9%，但仍占不足一成——这是“小政府大市场”的笑话，还是“积极不干预”的悲剧？特首林郑月娥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又是否会延续这令人叹息的故事？
“积重难返，很难搞了。”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鸿说。
自1980年代起专研中国及香港经济问题的陈文鸿，早于2004年任职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经济评论》发表《结构转型与香港的产业政策》，指出特区政府的不干预政策环境，不可能让原有结构的既得利益企业，自发地转型为新产业。
至2009年，他再撰写《香港经济须突破二元结构困局》一文，批评香港回归后，不但未有重新检视自身定位，反而积极巩固港英政府安排下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导致香港陷入二元困局，一元是服务港商在珠三角加工贸易的物流业和工商专业，另一元是依靠港商在珠三角赚取的利润、内地流入的资金、以及跨国资本集团操纵的热钱炒起的金融和地产业，限制了其他发展。
“时至今日，问题根本没有改善过，甚至越来越差。”陈文鸿一脸淡然，似乎已经对特区政府死了心：“只能等危机出现，等中央出手，否则香港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带来改变。”
香港内部的既得利益结构，究竟有多难改变？现况又有多恶劣？
回到被金融海啸洗礼后的2009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经济优先”的施政方针，承诺会竭尽所能巩固四大支柱行业（金融、旅游、贸易及物流、工商专业），并致力发展六大优势产业（文创、医疗、教育、创科、检测及认证、环保），以推动香港经济及产业转型，走向知识型经济。然而，当时已有不少舆论指出， 制造业北移导致产业空心化，故不应再过度倚重传统支柱，反应利用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打造新兴产业，惟当局对批评视而不见。
“如果说金融海啸是港商消亡的开始，那么现在就是消亡得七七八八了。”神策研究院政策实验室总监钟民杰，曾于2008年撰文诘问《香港四大支柱行业何在？》，质疑“大支柱”是“大黑洞”，根本没有能力把香港以至整个珠三角的经济，承托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今再回头看，钟民杰依旧愤然：“以前最错的是，我们和珠三角合作时，不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技术能力，而是努力维持原有的低技能，继续做低档产品，直到有竞争时，只能被淘汰。有一些很幸运的，在消亡前搬去了东南亚，但当那些国家发展起来时，唔通你搬去非洲咩？”
若单从数字（表）上看，特区政府大抵不会同意陈文鸿及钟民杰所言。
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在2008年，四大支柱的产值为8886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56.7%，养活166.15万就业人口；到2016年，四大支柱的产值增加至13675亿元，稳占GDP的56.6%，引领177.53万就业大军。这数字，充分体现曾荫权所承诺的“竭尽所能巩固”，尽管贸易及物流业的GDP占比由25.9%大跌至21.6%，而就业人口亦大减逾10万人。
不过，六大优势产业的表现，就有点尴尬了。其GDP占比由2008年的7.5%，微升1.4个百分点至2016年的8.9%，就业人口则由38.89万微增不足10万人至48.09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扬言要借此打造国际中心的创新及科技业，其GDP占比仅由0.6%略增至0.7%。这实在难以称得上有什么卓越产业的发展，更遑论有什么经济结构的转型。
官僚思维僵化乏识见难引领香港产业升级
“林郑说要将科研开支由0.73%加码去1.5%，先不说人家深圳高达4.13%，我都不知道她可以怎样落实！根本整个创科政策都是错误的！”陈文鸿认为，香港的一大问题，就是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能量和条件，又以为周边世界全然不变，殊不知我们以往的优势，如今已变成劣势。他透露，早年香港与深圳官员磋商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创科发展时，香港官员称至少需要7年时间整理后才可动工，但深圳根本等不及了，“我跟当地官员说，‘你们等香港开工，就会拖你们后腿’，现在深圳已经不在乎香港何时动工了，人家不会和你浪费时间。”
如果说创科政策出错，那么错在哪里？
按钟民杰的说法，错在没有好好培养和累积我们的“能力”。他解释，发展创科的关键，在于“能力”，包括研发技术的能力，整合复杂科研的能力，把科研转化成可以落地的产品的能力、把产品转化成可以供给市场消费的能力、以及透过市场再增进自身“能力”的能力。简单而言，当创科=能力+产品+市场，而我们没能力没产品也没市场，这又谈何创科呢？
“政府一直以为，创科就是几位获奖无数的大人物，在实验室里面，戴着眼罩，拿着两支嘢咁队吓队吓，就会有样石破天惊的产品爆出来。”钟民杰还说，即使有了“人才”，也不等同会有“能力”，因为这些“人才”需要靠“组织”统筹，而“组织”需要对“产品”有想法、有战略、有支援，“否则政府吸引再多人才来也没有用，就像现在，很多人才根本无嘢可做。”
同时，在研发“产品”的过程中，“组织”还需要面对技术壁垒、承担可能会失败的风险；另外，“组织”亦要对市场需求有超卓的洞悉和把握能力。钟民杰称，若单靠商界的力量，根本难以有这样的“组织”出现，亦不可能打造到具竞争力的创新产业，因此，政府必须大力出手。
然而，政府为何没有所为呢？
“有些官员，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创科’。”钟民杰忆述，他在10多年前，曾经到政府应征行政主任（EO），当时有位面试官问香港可以发展什么，他回答“创科”后，对方突然变了脸色，几乎要拍台闹人，直斥“不适合”，但没有解释因由。
陈文鸿也说，政府一直误信政务主任（AO）是无所不知的通才，所以不信、不用、不听专家之言，既没有培养独立的专家体系，也没有建立社会的科研力量，“但其实AO根本就唔识嘢，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就没再深造了，知识面很低，和现实世界脱节。”
无论创科产业发展，还是经济结构转型，有的官员“不知”，也有的官员“知而不为”，因为政府总会在理应重新分配资源的关键时刻，祭出“自由经济”的“积极不干预”教条。
“我觉得‘自由经济’有时是借口，对他们来说，‘自由经济’等于‘政府什么都不用做’。”钟民杰笑说，“如果我做官，而我又发现这个无敌的借口，我也会不停咁用。做得不好也没有惩罚，一事无成也不用问责，五年之后，我就卸任了，我有什么后果呢，没有！”
“再者，‘自由经济’简单易明，连中学生都懂得，以为画条curve就可以达致均衡，当然现实不是这样；另外，是我们的经济教育，‘知识’本身就是由那些和他们同声同气的经济学家主宰的，而由这些人训练出来的人，自然就更容易接受那套说辞。”钟民杰补充，政府的一大问题，是不肯承认，即使在英殖时期，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港英政府不想理的时候，就是‘自由市场’，到它不能不理的时候，根本就系佢玩晒。”
关于官员信奉“自由市场”的迷思，行政会议成员、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去年底曾在网址分享一篇堪称是“反思自由市场”的演辞，指出金融业内存在“为自己服务”的文化，认为管治机构必须更主动地采取措施，以保障公众利益，令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
1998年，金融风暴，港府动用外汇基金遏制炒家狙击港元，任志刚原本认为是次出手有违其坚信的原则，但后来也明白到，再好的市场也会出现失效的情况，而修正的力量就只能来自政府；2008年，金融海啸，任志刚发现，市场的失效，往往源于政府未有“为大众利益而驾驭金融市场的威力”；至去年底，任志刚认为，政府的参与未必会降低市场的效率，他又呼吁政府应以“强大的政治意志推动革新。”
这段心路历程，明显给了林郑月娥政府莫大的启示。
是真心信奉也好，是懒政借口也罢，结果都是，政府不作为、结构未转型、产业无发展。
“这其实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为官者也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曾荫权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央并不容许这样的人。”陈文鸿指出，社会的既得利益势力庞大，不少官员都以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抗拒任何根本性的政策转变，即使有所变动，也要优先照顾既得利益集团。
至于官员何以维护既得利益群体？他认为，一是商界的利益渗透，二是地主经济作祟，三是反中的意识形态，“很多高官的骨子里，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为何要为香港的利益着想呢？”
陈文鸿还说：“林郑月娥也是会讨好商界的人，她底下的官员亦如是。”记者不解：“如果中央不容许曾荫权，那么，中央会容许和曾荫权类近的林郑吗？”陈文鸿回了一句“中央也不高兴林郑”后，就不愿再说明更多了。
事实上，香港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商界和公务员共治的状态，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处处都备受官商的限制。例如早在英殖初期，港督与汇丰、怡和及太古等老牌洋行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完全主宰着香港社会，也直接催生了精英教育对弱势群体的歧视；至上个世纪中后期，港人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港资势力亦不断壮大，甚至逐步取代英资的地位，而官商共治的“商”，亦由“英商”变成“港商”；到回归后，相对中共的专政文化而言，港英体制成为了香港人的集体选择，而该体制所遗留下的官商共治，也因而得到了巩固，那群高高在上的共治者们，也被圈养成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官商利益共同体。
大湾区机遇竞争并存港应借力谋产业转型
作为香港的一份子，你甘心吗？如果不，那就是时候改变了。但，应该怎么改变呢？
“最主要的，是政府要改善与内地的connectivity。”陈文鸿表示，当检视了结构和产业无法转型的症结、清楚了问题所在，就要借助大湾区的发展潜力，看看能否再次拉动香港经济，但前提是要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他亦建议，“香港还要加强与外国的connectivity，给多些国家免签证，欢迎更多人才来香港，当你的制度开放了，就有助大家去选择去创新。”
陈文鸿早在报章专栏中提到，担心广深港高铁开通后不久后会饱和，故建议当局尽快展开第二或第三条高铁的规划建设安排，即重启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深圳宝安机场的港深机场铁路，并在新界兴建高速跨境铁路，例如在元朗锦上路接上深圳西部铁路，或在上水及粉岭等地，经西莲塘或沙头角，接上闽粤高铁。
钟民杰也认为，大湾区的发展，最起码可以放大香港的“市场”，但此“市场”不同彼“市场”。他解释：“不是说你多了很多投资的机遇，也不是说‘香港创科深圳制造’那种停留在‘前店后厂’的概念，而是‘市场’本身是一种‘资源’，我可以利用你的‘市场’来培育、累积、甚至强化我的‘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像以前那样，有了‘市场’，却卖些低档产品，根本就没有意义。”
不少香港人抗拒大湾区的经济融合，担心一旦开放了市场，就会被“侵蚀”。
“他们的想法很奇怪，其实‘融合’不但不代表自己的‘消亡’，反而正正要求你要有自己的‘能力’和特色，当然‘融合’不止有‘合作’也有‘竞争’，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环境，去吸引‘人才’或者‘经济活动’，人家可以不来的，而且你反倒会被人家吸走一些东西。”钟民杰强调，“会不会被吸走，则是取决于你自己，能不能借助‘市场’培养出不被吸走的‘能力’。”
后记
记者：“眼见政府不作为，感觉很唏嘘。”陈文鸿：“社会是接受的，你不说话就等同你接受。所以有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社会。”记者：“总有些人不会接受的。”陈文鸿：“那是少数。”记者：“少数可以壮大，说服多数，成为多数。”陈文鸿：“问题是很难说服……说不定，10年后，香港还是无法转型……”
上文刊登于第13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8日）《官商互保食老本 优势产业无寸进 港府再懒政 经济转型轮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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