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拨款．三】财政削减　学院政策研究苟延残喘

香港不少大学设有政策研究中心，定期就不同政策进行研究及民调，提高公众对政策的认识及政府对民意的理解。当本地议题被大学边缘化，有学者赶忙面向国际，投身追赶排名的游戏，也有学者不甘囿于象牙塔内，即使利用大学资源进行本地政策研究的空间日渐萎缩，仍尽力往塔外铺路，丰富公共政策讨论。约三个多月前，成立近廿载、专注于政策社会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突然传出停止运作的消息，“我们会照旧出版研究，但你看到外面那个民调中心，我们不会再接工作去做了！”理大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剑华指着房外的电脑辅助调查组，简单交代了中心的状态。

成立于1999年的研究中心隶属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心期望借助研究社会政策，增进公众对社会政策问题的认识，并期望改善儿童、家庭与弱势群体的权益，因此中心在过去十多年活动频密，除了进行民调外，也充当着学院连接民间的平台，举行政策讨论及研讨会，供政府部门、相关持份者及团体讨论政策议题。可惜，碍于资源难以再维持职员编制，中心不再提供民调服务。

“政策指明中心要自负盈亏，这是很困难的。”钟剑华说，以往每项目收费的三成交予学院，余下七成用作项目营运开支如兼职员工薪酬，学院提供财政支援以付全职员工薪酬，但现在政策有变，中心营运变得举步维艰，“我们接一个项目回来，需要被学院抽佣，而全职同事工资也随着年资增加，你现在要我们把他们的工资也赚回来，那便很大件事。因此很难营运，所以便决定不再做，因为赚不到钱。”

研究中心会为政府、私人机构、民间团体及非政府组织承办调查研究计划，每年项目有10个至60多个不等，曾有一段时间每星期都需进行调查。研究中心通常会向政府及私人企业收费，以收回成本及赚取少许盈利，再用盈利津贴缺乏资源的基层团体，“研究中心不是一盘生意而是一种社会服务，所以说要完全收回成本基本没什么可能。”他补充说。

在高峰时期，研究中心有约15名员工，包括研究员、统计师、文员及研究助理等等，并由他们带领百多个兼职访问员。自负盈亏政策一出，中心只好选择约满不续约，职员数目逐年下降，由前年的七名跌至去年的五名。来到今年，中心仅剩钟剑华及两名研究助理。“如果日后成功接洽项目，而资源能够负担，那两位同事便可以续约，但现在已很难有大规模的项目了！”钟剑华慨叹，中心最后一次的民调在6月中进行，当时已全部起用义工来调查市民对退休保障的看法。

当盈余本是奢谈，加上学院的支持变少，结果便是职员数目大为减少，而没有人手自然什么也做不来。钟剑华举例说，研究中心过去举行了五届的暑期民调工作坊，很受学生欢迎，但今年碍于人手资源，已无以为继。

研究中心不是一盘生意而是一种社会服务，所以说要完全收回成本基本没什么可能。

休眠的中心，被遗忘的使命？

钟剑华2008年加入中心，2011年成为中心主任，在中心工作了十个年头，中心的转变令他感受至深。他说，往日部门打算透过研究中心与社区及专业接轨：“我们一方面教书、训练社工及社会政策分析员，同时接触社会福利界及基层团体提供服务，这既可从他们手上取得业内最新资讯，学院与社区也有联系，这是中心开办的使命。”

可是时移世易，近年来钟剑华在中心有另一种体会：“过去我们想做的，是如何与社区建立平台和渠道，讨论社会议题，当时学院及部门高层给我们的讯息是：不要紧，你们可以做，就算部门要补贴也是值得的；但近几年开始说要自负盈亏，不相关的你不要做了、与基层团体接触要小心点云云，我认为这些都是政治在后面作祟。”

中心不获重视，除了资源，还有政治。钟剑华怀疑，中心面临今天的窘境，或多或少是2014年雨伞运动后政治气氛的转变所致。撇除金钱支援，一些基本支援也买少见少，要与团体合办活动都要经过重重关卡。他回忆说，数年前与一些没资源、没地方的“蚊型团体”举行活动，向大学借用房间易如反掌；但近年申请却要由大学高层批准，“从前我们想做活动如研讨会，只要挂名、跟足一些基本规矩、通知大学等等，是很容易的事；但现在会说教学工作与研究课题并不相关、（预先）时间太短⋯⋯有许多理由不批准。”他不无气馁地说，近日也曾申请失败，只好与团体到酒楼开会，这些说不出口的郁结还有很多。他坦言自己没有证据，但客观效果是中心与公民社会接触以及政策研究的空间日渐收窄，“（大学）未必需要告诉你不要做，但没资源没人手，好多事也做不到，这是很直接的后果。”

站在前途前，公共知识份子的挣扎

平情而论，研究中心仅是院校的政策研究平台，进入休眠不代表香港的政策研究从此停滞不前，但现今不少教研人员受学术政策掣肘，难以踏出象牙塔半步。近年来，本港高等教育院校采用“3＋3”的制度去聘请助理教授或以上职级，合约期仅得三年，并只可续约一次，除非期间成功通过评审取得终身合约，否则需另谋高就。

“这是很可怕的，那他们的焦点怎会放在教学上？教书尽量得过且过，有些（教授）即使很有心，也要为自己前途着想。”钟剑华续指，旧制的一辈不需受新游戏规则拘泥，以他自己为例，他不用每年续约，可参与社会组织的工作，与非政府组织或基层团体保持接触，成为一名公共知识份子；但新签约的教授却不得不将教学放在较次要的位置，遑论投身公民社会，他对此很体谅：“政治气氛紧张，他们那么多声气，怎知道会否不能续约？加上他们几年便要做出成绩来，如文章要在A级期刊刊登及取得重要的研究资助，客观环境令新同事将教学放在较次要的位置。”

当学术成为市场

更甚的是在追赶国际化的风气底下，大学面向国际似乎已成一致共识，与香港议题相关的研究及讨论空间似乎也注定萎缩，“第一，如果你的研究要登上国际期刊，肯定不是中文而是英文；第二，世界很现实，你在香港写本地议题，但九七年后国际社会对香港本地事务其实无甚兴趣。”钟剑华坦言，假如学术是一个市场，市场焦点一早已由大中华地区取而代之，香港并不受关注。“若你只谈香港强积金、领汇（现称“领展”），这很难引起关注，也拿不到资助。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如果你是新加入（教育学术界），要面对‘3＋3’这个评核，你是没得选择的，除非你不做吧！”本土政策研究与放眼世界原本并不冲突，但碍于排名及资助，不少有利本港的政策研究在大学不被重视。他觉得，大学高层以单一标准去看待大学所有工作本属错误，管理主义不但抹杀许多可能，还降低大学的多元性。

民间智库，无牙老虎的政策研究？

2005年，中央政策组（现改组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处）每年获增拨2,000万元推动高等院校的公共政策研究，推出“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2008/09年度再推出“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以鼓励研究人员进行年期较长及特定议题的研究项目，除此之外，专门研究公共政策的政府资助计划寥寥无几，而且与其他范畴如科研、工程相比，所投放的资源明显微不足道。

院校以外，本地充斥更多的是各式各样的民间智库。近年来，每两、三个月便有智库发表研究报告，涵盖土地供应、人力资源和医疗等各个范畴，但他们能填补社会政策研究的空白吗？钟剑华分析，民间智库方兴未艾，但不少资源充足的智库均有较重的建制色彩，研究报告也有很重的“官味”，“有多大程度影响政府的决策？我看不到，好多时是在和应政府的说法，政府说要公私合营，便出一份讲公私合营，政府说置业主导，便出报告写多方支援首次置业家庭，基本上是回应政府已有的政策，说明政府的意念。你说政府政策有否受到影响？说不定是政府政策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研究。”

智库若为官方政策涂脂抹粉，固然有违研究初衷，但最令钟剑华看不过眼的，是政府对研究结果充耳不闻，当土地大辩论如火如荼，不少智库纷纷推出与土地供应及置业相关的报告，钟剑华认为有些政策研究倡议（例如改变居屋定价方式）是有讨论及考虑空间的，但却丝毫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及回应。

象牙塔内外的研究力量

专注研究社会政策及比较社会政策的钟剑华，经常以“理大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在各媒体评论时政，但他的另一身份是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因此除了应付研究中心的工作，还需埋首教学，“我的名衔是助理教授，我的正职是教书，中心主任才是兼职，有人还形容我做义工。”他忆述，从前出任研究主任，部门会计算时数，在其他方面减轻工作量，即使微不足道但总比一无所有的好，但今天已只字不提。

纵然辛苦，钟剑华仍相信政策研究的力量。在他眼中，研究可以令大众掌握事实及资料，并知会公众及政府，甚至令自己有倡议的依据。他慨叹：“曲高和寡、在象牙塔做了无人知、在国际期刊刊登却只有廿多个人看过，这不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最有价值的是一些能知会公众、对社会有参考意义的研究，这才会有意思。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但现实刚好相反。”

身为研究者不能总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做研究，普罗大众被复杂、难以获得的数据资料挡在门外，研究者尝试将它们化繁为简，知会市民、服务社区及影响政府政策，这些统统都是钟剑华想做的事。在政策研究这条路上走数十年，路愈走愈窄，他这样总结自己坚持走下去的原因：“愈来愈少人这样做，或气氛令人难以去做，但总要有人做的。大家各自找空间，做得几多做几多，就算没有即时影响，但我们留下一些种子，让大家有多一种依据理解政策。民意调查这类工作的意义就在这里。”随着研究中心电脑辅助调查组的大门关上，资源也日见紧绌，研究中心会很快在公众眼前消失吗？“都有可能㗎！但等我退休先啦！”他笑着说。

上文节录自第12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17日）《财政削减　学院政策研究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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