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拨款．二】院校竞争无处不在　人文理工贫富悬殊

院校竞争不只是局限于研究层面，连学额也无一幸免。2009年，教资会引入三年期的“优配学额”机制。在此机制下，每所院校需预留4至6%的首年学士学位课程学额，交由教资会按院校表现及学术发展建议书重新分配，非人力规划范畴的医科、护理、教育等学科的学额可豁免。最近一次分配（即2016年至2019年）牵涉的学额有730个，岭大、浸大及教大（教大没有参与是次机制，惟因政府对小学教师学额需要减少而遭削减）分别失去22至52个学额不等，浸大失去约八成的上缴学额，岭大被收回4%学额，学额落在中大、科大、港大及理大手上，前两者更各多了50个学额，城大则力保不失。

此机制早已为人诟病，教资会不单没有增加拨款，院校反因自身发展方向与教资会所想的不符而被削学额及拨款，造成院校间的恶性竞争，继而对学系发展造成打击，如浸大一度停办物理系的学士课程。据往绩，回拨后的学额多落于综合型大学袋中，用于开办一些功能性强、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学位，而与首次实施机制时相比，岭大已被削减约100个学额。

学额回拨制度令推崇博雅教育的岭南大学显得格格不入，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说：“岭南处于很尴尬的角色，我们说自己是博雅大学，liberal arts（博雅）是一些很古老的概念，但教资会要我们创新，大学为了拨款而想一些新学系去说服教资会。但坦白说，人文学科哪会有那么多创新的东西呢？”每所大学的理念、发展方向及专长领域各有不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本属强人所难， 加上院校之间的实力不一，那些历史较悠久的院校拥有更多资源及捐赠进行研究，早就赢在起跑线，学额回拨无视这些差异， 结果加剧院校间的贫富悬殊。

叶荫聪无奈地形容，香港的大学数目不多，所有大学被迫去玩这个由政府资助的游戏，院校之间欠缺分工。“不应该将大学放在一起，有人跳高、有人跳远，但却叫我们参加世界杯，而且一定要踢。”他接着说，“我不是说这个游戏完全是错的，可能某些大学适合玩这游戏，例如综合型大学，但岭南没有理工和医科，是会影响排名的。”

Quacquarelli Symonds（QS）的2019年世界大学排名于今年6月出炉，港大排25名，成为全港第一，科大和中大分别以37名及49名紧随其后，岭大则排600多名，较去年排名有所下跌。叶荫聪还记得，岭大早年不追逐排名为本，坚持以自身的理念培养人文学科人才，陈坤耀担任校长时曾提出院校间需要有不一样的评核机制，但教资会视若无睹。时移世易，岭大也开始对排名急起直追，“校长、副校长一日到晚都在‘追数’。他们也会说这其实与自己无关，只是教资会要求。”说到底，研究表现影响着研究用途的拨款，没有一所大学能置身事外，人人身不由己。

难以并存的国际与本土？

大学疲于奔命应付教资会布下的竞争游戏，那么游戏的目的是什么？叶荫聪说，提高大学的国际排名当是荦荦大者。教资会经常强调大学走向国际化对香港的未来至为重要，结果大学不仅积极聘用国际学者，连学术研究领域也要倾向国际，这令专注香港研究的叶荫聪感受至深，他说：“美国最顶尖期刊所关心的政治问题，与你在香港关心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你要写一些期刊最关注、最主流的东西，否则你第一关已过不了。不是说你做得差，而是与他们不相关。”当“publish or perish”日渐成为金科玉律，不少学者为了能成功投稿，不得不接受现实，转移研究重点，同时令研究难以在本地社会发酵。

不幸的是，期刊制度有利于理工科，却对人文社科不利。叶荫聪解释，人文社科与理工科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不同，例如理工科需要实验室做研究，自然需要更多资源。论产出，许多人文学科本以书籍为标准，花上五、六年查阅档案或写书也不足为奇：“但如果今天你什么也不做，花五、六年写书，而‘3+3’也只得六年时间，那么便‘死得’（续约无望）！”结果，大家为求保住饭碗便须选择投稿；但论出版数量，理工科及医科能短期内有研究发现，而且期刊出版频率比人文学科期刊为高，出版机会自然有所提高：“程序及规律不同，例如医学期刊，它们可以不是季刊及月刊，可以一个月出版两次，而他们有一些新发现便可以发表一篇文章，那个频率是占优的。”人文学者面对如斯窘境，如果不想被制度淘汰，便要硬着头皮写下去，究竟这是常规还是常理？

上周二（11日），检讨研究政策及资助专责小组就高教界研究经费模式公布检讨报告，提出七大建议：包括把本港竞逐研究拨款由每年约20亿元倍增至每年40亿元，并把研资局的拨款由10亿增加至20亿元，设立三个奖学金培育研究人才，重整及检讨三项现有研究拨款计划，设立委员会协调不同研究资助部门等。

当小组于6月发表中期咨询报告时，便有高等教育界团体反映，虽然研究经费增加，但忧虑增加拨款后，会令个别研究范畴更容易得到经费，而非让大部分研究范畴均得到支持。此外，教资会的研究资助政策加入竞逐成分的做法早令高教界出现恶性循环，竞争文化对士气、人事变动以致教学质素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过程中又制造大量行政工作和支出，与推动优质研究的目标相违背。

学术自由学者联盟成员、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陈效能直言，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香港的研究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微不足道，因此乐见政府投放更多，但若谈及研究开支的全面性，她认为上述报告对人文及社会科学关注不足，未有对加强支持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提出同样清晰的建议：“一些主要计划都是比较侧重于科技研究，讲求业界参与及应用。对社会有具体贡献与业界的合作，很多时与人文学科无关。”研资局管理14项教资会资助界别及三项自资学位界别的竞争资助计划，可分为个人研究、协作研究、奖学金及跨司法管辖区的合作研究计划，如现时不少跨院校的大型协作研究也是为科研而设，每项目拨款可高达千万元计。反观人文及社会学科，其受重视程度远逊其他学科。

在2017/18学年，八大院校透过由研资局的竞逐研究资助计划所得研究拨款总额为约10.1亿元（截至今年2月28日），各院校获得720万元至2.68亿元不等，金额悬殊，如按五大主要学科类别划分，工程学取得约3.35亿元，占33.2%，其次是生物科及医学（约3.11亿元）、自然科学（约1.59亿元）、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约1.42亿元），最后的是商科（约6,160万元），只有6.1%。

陈效能说，政府不太重视人文或社会学科，不排除有政治考虑：“如你研究香港历史或香港文学，会否让人觉得你在制造本土意识？在政府眼中，一些应用科学或医疗科学较为中立：即是你治病就是治病，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不会有特别取向。但当讲及社会科学，假设有一个全民退保研究发现，全民退保是解决香港未来数十年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变相要政府做事，自然不是‘中立’。”她接着解释，近年来不少学者及学生在政治上较为出位，教资会有此想法也不足为奇。

浏览陈效能的个人网页，她曾有数个研究项目成功取得研资局的优配研究金，每个项目获款数十万元。她形容，自己的心态犹如“买六合彩”，竞逐成功与否与学者的出品质量没有必然关系，始终研究所需的钱不多，不少学者即使没有资助，也能写出很卓越的论文，但大学往往以此为要求，令不少人心灰意冷。她苦笑道：“有大学订明若你拿不到两个（资助）就不能续约，有的也有不成文规定，尤其是新入职的人也知道，你拿不到便等着找新工。”

世界如常，问题依旧。近十多年来，教资会拨款计划五花八门，规矩朝令夕改，要求愈来愈高，陈效能直言，教资会以竞逐研究拨款作为大学成功的标准，这造成许多问题：“这会被大学高层翻译为拿到愈多钱、愈威愈好，但你做人文研究所需要的钱其实不多，就算做公共政策研究，大家会做问卷调查，那要用什么大钱？但若做高科技产品或医疗研究，其实是需要很多钱的。”她观察到在香港这个功利社会，一般市民会对于投放拨款与研究重要性存有误解，即将资助金额与研究是否卓越扯上关系，但从学科的本质而言，两者其实并无必然关系。

自主还是控制？

“资源固然重要，但人文及社会学科最需要的是供学者沉淀的空间及时间。”她说，人文及社会学科讲求的是用崭新的方法去传译或分析，而非旷古未有的新发现。香港本身拥有独特的文化及地理位置，本有着先天优势，但总是以经济效益先行，扼杀了人文学科的发展空间。她认为，大学的种种乱象皆与教资会及研资局的拨款政策方向有关，她不禁反问：“教资会是始作俑者。如学额回拨要求大学作文（撰写建议），说明为何大学要取回学额，证明自己有需要！”

在2018/19财政年度，教资会的预算经常资助金为192.576亿元，占政府预算开支仅约4.19%。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资源的分配及运用。教学与研究、实任与合约、本土与国际⋯⋯这些不同程度的分歧，均是教资会拨款政策造成的恶果。大学目前的乱象与困境只是表征，教资会不断改变拨款政策，令拨款原则变得更为研究导向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大学管理层崇尚绩效主义，令情况雪上加霜，这种重视短期利益的思维需要改变，但改变谈何容易？

“大学要有收入，当然要做到政府想你做的事，因此大学取向是要配合教资会要求，反抗余地很少。”陈效能慨叹，八大院校的校董多以社会贤达及商业人士为主，往往只想追求学术及研究卓越，以相似的管理思维看待大学教育，最终用钱去主导大学的发展方向。“父亲大把钱，但扣你零用钱，是为你好，是有其他目的，还是想控制你？我会给你钱，但我要你做这些事，你不做就没有啦！”她打趣地说。

上文节录自第12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17日）《竞争当道　研究先行　大学拨款机制问题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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