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拨款．五】排名战赢了数字输掉灵魂 大学价值由谁定义？
在香港这小小的弹丸之地，有数间大学名声在外，更不乏有院校在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跻身前列。大学力争上游、追求卓越的动机诚可理解，但风光背后，大学跟着排名机构所定下的游戏规则走，能如实反映大学的价值，还是潜移默化下自我迷失而不自知？大学排名备受追捧早非新鲜事，公布排名的机构愈来愈多，全球大学排名、最新亚太大学排名、年轻大学排名等名目五花八门。现时最为港人熟悉的两个大学排名分别为“QS世界大学排名 （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及“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但当中不少排名准则及计算方法仍有待商榷。
一. 研究凌驾教学？
英国的大学排名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统计各院校不同方面的表现，包括学术声誉、师生比例、院系论文引述量、雇主声誉、国际生比例和院系国际化比例；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则分教学、研究、论文引述数、国际化及产学合作，其中三个范畴再分为11个细项指标。两项排名与研究表现相关的计分比重皆高达六成，侧重的学术声誉及论文引用数均与研究挂钩；另一边厢，QS只得师生比例（20%）与教学有关，而THE则分配30%比重予教学。换言之，排名只能反映研究水平，而非教育质素。大学力争排名，加上角逐研究拨款的竞争日趋激烈，院校在多个因素驱使下，自然更着重研究，变相鼓吹重研究而轻教学的风气。
二. 数据可靠吗？
去年，香港城市大学首次打入“QS世界大学排名”的50大，而在“QS亚洲大学排名”中，更以第8名的成绩超越排名第10的中文大学。然而，城大随后卷入院校师生比例“笃数”风波，有传媒报道指城大可能取巧地向QS“虚报”学生人数，校方虽对此予以否认，孰是孰非暂无下文，但事件多少反映由院校呈报资料的弊病。
此外，QS及THE会采用问卷收集数据，QS在“学术互评”及“雇主评价”分别由逾八万名学者及逾三万名雇主作出评价，两者共占50%；而THE也有分别就“教学品质声誉”（15%）及“学术研究声望”（18%）此细分指标发出调查，此两项共占整体的33%。密歇根州前首席大法官Thomas Brennan曾经邀请约100名律师填写问卷，在密歇根州的大学中选出最佳10所法律学院。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当时尚未成立法学院、但却素有名气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也榜上有名。这无疑说明“声誉”总离不开偏见与印象。香港教育大学项目主任梁亦华认为，大众并非全知全能，院校声誉往往令社会对院校赋予错误的市场价值。
上述两个排名榜的指标涵盖范畴极广，机构本没有就采用指标的准则及相应比重提供明确解释，以数个指标为大学分高低，必然出现诸多漏洞，以致教育界一直对大学排名的评审方法和细节等有所非议，而若评审利用问卷搜集数据的比例占多数，只会令本身流于主观的评分选项更为主观。那究竟是声誉推动排名，还是排名提升声誉？
三. 引用愈多愈好？
引用愈多，学术成就愈高，这看似顺理成章，但素来关注大学教育及排名议题的梁亦华对此非常怀疑。他举例说，论文被广泛引用，或许基于它所涉内容最为广泛，或是代表一个典型错误，故被人频繁批评，如目前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是美国生物化学家Oliver H. Lowry的《如何以福林酚试剂测量蛋白质（Protein measurement with the Folin phenol reagent）》，该论文共被引用逾30万次，当中只描述溶液蛋白的测试方法；反观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论文，其引用次数皆在十名以外。换言之，引用频繁与否，不一定反映其影响力，遑论将其与学术成就等同，因此，排名以引用次数为依据难以令人信服。
排名至上，谁之过？
自2012年起，QS提供收费的星级评核服务，让院校可花钱获得一至超五星的评级机会，本港城大及浸大均有参与。据《苹果日报》报道，相关服务约需4.1万美元（约32万港元），服务时间为期三年， 内容包括审核服务及于网页搜寻界面增设“QS星级档案”。在许多人看来，评级只是一盘生意，而院校却愿意将评审学术成就及定义何谓卓越教育的责任拱手相让予牟利的商业机构，让对方予取予携，陷入商业操作的漩涡。
大学排名无法全面反映一所大学的实力，何以大学仍执意追随排名呢？梁亦华认为大学排名是“资讯捷径”之一，能为决策者提供依据，而不需搜集大量资讯。大学排名机构为大家省却麻烦，将所有东西量化成最一目了然的数字，借以提供比较依据。若然为子女挑选大学的家长未能评核及理解每所大学的表现，排名便成了直接易用的辅助工具，变相主宰收生表现，令大学不得不正视。
2010年12月，教资会发表《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报告，一边点出排名计算方法及理解的种种问题：例如大学国际化流于计算人数，公众普遍重视教学质素与排名榜偏重研究表现的院校质素存在矛盾等等，一边写道：“过去十年，各种国际大学评级的出现，令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政府意识到各大学间的相对表现。这些排名的依据或有争议，但它们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报告又指“排名一旦下跌，会有严重后果，包括失去获本地、地区和企业支持；招揽优秀教学人员和学生的能力下降；以及失去与优质院校合作的机会等”，鼓励大学既要提供优质教育，同时发挥组织能力及决断力，以适应教育界的激烈竞争。由此可见，教资会明白排名有不足之处，但更关心排名下跌的后果。
沉迷排名游戏 教职员感压力
大学获得拨款及捐款的多寡很大程度取决于大学研究表现，排名的高低也与大学的研究质素捐款挂钩，甚至大学高层的个人表现评核也可能取决于拨款、捐款及排名。层层推进下，排名在院校间变得举足轻重，大学力谷排名一举数得，研究表现成为瓜分资源、评核个人表现及升迁的主要指标，人人各取所需，当中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会维护排名的合理性。但教资会贵为分配大学资源的机构，明知漏洞处处，却肯定排名的存在，这是否监督大学发展的机构应有之义呢？
一百所大学，会有一百种不同的面貌，他们有别于一般商品，不应用单一数字去评定质素，偏偏这些综合性排名却将大学最难以评鉴、但举足轻重的教育理念及特色视而不见，反成为主导大学发展方向的金刚圈。一旦院校沉溺于追逐排名，尽力迎合排名各项指标，如盲目催谷论文出版量及引用量，变相让排名左右大学运作，亦对教职员构成压力。
尽管问题丛生，梁亦华认为大学排名这种“必要之恶”或需要存在。对某些人而言，排名确实有参考价值，但大学教育的成败，岂能仅靠一排枯燥的数字判定？大学理应深思，为何自身的教育使命及表现敌不过冰冷的排名。与其本末倒置地用钱堆砌虚名，还不如做好本分，成为一所拥有灵魂的大学。
上文节录自第12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17日）《大学排名赢了数字 输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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