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谈土地】张之亮探完笼屋决定拍《笼民》：住客以为来看动物

行外人看电影圈，会以为那是另一个江湖，是个大染缸，要这行挨出头除了要热诚与天分外，也要识人脉，懂交际。张之亮却显然不是这种人。年轻时入行，教会的教友知道他当导演，总是担心他。他反过来安慰人，说电影圈其实没有人们心里想像的复杂，比起社会，它还要单纯。到了许多年后的今日，他还是这样觉得。他说自己在24岁那年签下了人生第一份导演合约，拍完首部电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后，不过27岁。

【导演谈土地】《笼民》导演张之亮：香港就像一个笼

当年，人人赚到了钱就去买楼，他收到导演酬金，却兑成了日圆，一个人在日本东京都新宿区高田马场租下了套房，让自己过上了岁月静好的八个月。“当时一切于我都是未知之数。电影拍完要年半后才上映，于是我一直担心观众的反应，一方面觉得当时自己太多人帮，戏里的演员全是大卡士，对一个新导演来说，我只能尽量做到最好。每晚改完剧本，隔朝就到现场，心理压力还是很大，拍完终于能松一口气，便又想起初进宝禾时，第一次跟成龙出埠到日本拍戏，觉得那个地方好靓。于是后来便带着成副身家到那边，做一个留学生，过自己渴望的生活，除了去上学，下课就是往电影院跑，就这样平静地生活。”

那个年代，一张电影门票不过20元，《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最后却成为了他导演生涯中最赚钱的一部电影。当时正是香港电影的火红年代，每间电影公司都在打仗，上上下下都做得焦头烂额。左派背景的银都机构于是找上了他，说只要他愿意接戏，开什么戏都无所谓，于是张之亮就帮他们组织了一间叫梦工场的电影公司，并拍摄了其后获得金像奖“最佳电影”与“最佳编剧”等奖项的电影——《飞越黄昏》。

《飞越黄昏》谈的是移民潮后，子女都往外移民而独自留港的独居长者。戏中涉及家庭议题、世代矛盾与黄昏恋，电影由黄仁逵作为美指，画面表现了九十年代香港中产家庭的生活，戏里冯宝宝穿上一袭素色旗袍，用耳朵抵住门，一直等女儿叶童带着孙女、女婿回家。

“那时，我时常去探望前妻的妈妈。因为她的女儿移民了，她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我去探她的时候，觉得香港当时有一个断层，时代留下了一群老人寂寞地生活，于是便刻意去观察他们，看他们在公园中打扇舞，发觉他们有自己的社区，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构思故事。当时正好看了《亲密关系》（Terms of Endearment，1983），电影中谈的是母女之情，看着戏中两母女睡在床上谈天，走过人生的岁月，印象很深。我希望自己也可拍出一部电影去谈母女间的感情。”张之亮回忆道。

记者引他进笼屋

后来拍《笼民》，也是因为一个有心的记者。“当时深水埗一间男子公寓（笼屋）起火，死了许多人，社会吵得闹哄哄。有一日，一个叫高佬的报馆记者找我。见面之后，他问我，你觉不觉得这个题材（笼屋）好有社会性？你觉不觉得这班人很值得帮忙？我当时反问他，那我可以做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到。”记者后来带他到大角咀福全街一号探访笼屋住客。

福全街一号当年有一栋快被清拆的唐楼，他随记者走进去，见到一个个叠起的笼子，两边通道狭窄，墙壁斑驳，住客以为他们来参观，当那里是动物园，于是充满敌意地打量张之亮。

他边走边看，只觉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笼子，笼里放满杂物，连拖鞋都珍而重之地收在笼里。每个笼子外都锁上了一把锁，里面塞着一团棉胎，被套破了，乌黑的脏棉花散得四处都是，在外面走过，谁都猜不到棉胎里面有没有人。

“下楼之后，记者就叫我再想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拍一部戏，帮帮笼屋的人，帮他们讲一些事。我回去想了三个月，其间到了不同的板间房，最后决定开拍《笼民》。”张之亮说。

《笼民》只花了四个星期，用了很低成本便拍成了，却横扫了金像奖最佳影片、导演、编剧和男配角几个大奖。

回望人生，张之亮的际遇在拍成《笼民》前一直一帆风顺，直到其后《自梳》迟迟未能发行，加上亚洲金融风暴与盗版问题，香港电影走下坡，到戏院看戏的人少了，就算他和几位著名导演创办电影计划，愿意不收导演费，找不收酬金的演员拍摄电影，并把电影资金全数放在电影的制作费上，以提高电影质素，改善行业前景，也一样失败告终。

在十多位导演中，最后只有他找到了张国荣愿意只收取一元作为演出费，合作拍成了电影《流星语》，然而最后票房不如理想，他们都十分失望。

他突然提到，自己人生里没几个朋友，过往合作过的大卡士，戏拍完了他怕别人觉得他别有用心，更刻意地不保持联络，就算是他很欣赏的演员张国荣，在拍完了《流星语》后也没有再见。

房屋问题从未改变过，社会总是说国民收入有多高，但对于香港的低下层，他们的处境却从没改变。

后来，他有足足五年没再拍戏，而去了内地拍摄电视剧，当时生活过得艰难，剧好不容易拍完了，又发觉被人“空手套白狼”去了。于是有天，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西湖边，想了一天，最后掏荷包赔上了演员的薪酬与制作费。

张之亮说：“现在回想，觉得那都过去了，无论高或低，也已经是过了去的事。人生不好回头去想，除非你今日‘埋单’，否则你要向前望。”这也就是生活的本质。

“我们常常觉得，我哪有住在笼里？其实笼就在这里。心里。《笼民》里肥姑带着儿子去中环找议员，等过马路时，太子森见到三个带着动物面具的人，失了魂，肥姑拉着他，问他：‘你未睇过咩？’其实那是说人人都戴着面具，面具有的有形，有的无形，笼子也是。”他指指胸前，在心里，人人都有一个无形的笼。

说到实体的笼，他说应该乐观一点：“如果困难只作为一种过渡，人生总有起伏，那样我们只好挨过去，我一直相信一息尚存便能继续争取自己想要的未来，但现实更像是《笼民》戏里的情况，一班贫民被逼迁，找上一些议员和官员，议员说是土地问题，又说是规划问题，官员说是就业问题，没完没了，总之不关自己部门的事，人们看到不幸习惯推诿责任，但我如果真的住在笼屋里，最想要的其实不是找出原因，而是搬出那里，因为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一个生活的问题。”

戏里的议员其实也是发展商的高层，他与几个商人在高尔夫球场上谈起逼迁事宜，对里面的穷人嗤之以鼻，尽见政客双面人的丑态。

住屋问题从未解决

张之亮在五十年代末出生，他记得自己小时候住在苏屋邨，又去过九龙城的板间房探望亲人，那时他在廊子里走，常常走错路，拍错门，“以前门一开，是一间小小的房间，后来拍错门，门一开，已发展成三层的笼屋。”小小的他看着城市变化，直到他离开香港，到内地拍戏，再回来香港，发现城里唯一不变的“核心价值”只是一城人的居住环境，其他的什么都变了。

“九十年代我拍成了《笼民》，房屋问题也从未改变。拍完《笼民》又过了二十年，我还是在网上看到许多一家老小睡在很窄的空间里。社会总是说国民收入有多高，金融有多几强大，但对于香港的低下层，他们的处境却从没变化。”他失望，对这个地方益发感觉陌生。

有次行完山，自上水坐车回家，因为入闸问题，被人用三字经闹了一遍，但家乡的情愫还是叫他回来，每次回来，他都像凭吊一样去逛旧区，“在中国，走在街上一样有许多的纷争，但因为知道自己是外人，心里不会怎样，但回到香港，走在街上，你会知道你不是外人，你属于这个城市，但你也会明白为什么无法接受香港这几年的变化。”

相比北京那千呎洋房，香港如此狭隘，但香港始终是他最想念的地方，尽管她看来多么像一个笼。

上文节录自第12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0日）《《笼民》导演谈居住尊严　张之亮：香港就像一个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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