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谈土地】《笼民》导演张之亮:香港就像一个笼

撰文: 黄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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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城已有大量写实电影讲述房屋问题,如《楼下闩水喉》、《危楼春晓》、《屋》与《泥孩子》。电影从不同的故事出发,讲述各个年代的房屋变迁,并细说基层的人生百态,直至后来,《七十二家房客》与《笼民》横扫多个电影奖项,当中的角色与故事至今仍然深入民心。《笼民》从此成为导演张之亮的代表作,随着内地电影市场发展快速,他成为早期到内地发展的香港导演,十余年来,长年离港生活,并没有令其忘记香港的住屋问题,至今谈起仍然痛心疾首。土地与房屋,我们习惯看现在的匮乏,再想未来的发展,却一直忘记汲取昔日的教训。

二十多年前,张之亮开拍《笼民》,剧组租下一辆旅游巴,在深水埗牌坊下找路人来当戏中的临记,后来这群临记到了清水湾的电影厂,见到现场搭出来的笼屋,连声赞叹,说像回家一样,工作人员当是单纯的赞美,张之亮却将那句话藏在心里,念兹在兹。直到今日,他不时想起戏中的演员与笼子。他说,人生无非是从一个笼走到另一个笼,终归没有人能从笼子里走出来。其实我们都是笼民。

2006年,他到北京拍《墨攻》。行内有人叫他留下发展,于是他一留就是十多年。这段时间,别人问他移居北京后,生活过得好不好,他都会解释自己并非移居,他只是在那边讨生活。

张之亮说自己并非移居北京,只是在那边讨生活。(高仲明摄)

现实就是,尽管一个导演得了金马奖,生活来了,什么奖都只是一块破铜烂铁,人还是会被生理的饥饿影响,肚皮会打鼓,见到食物便潜意识把口水往肚子里吞去。生活很现实,张之亮说。无论是拍电影的人,还是搞艺术的人,写字的人,精神世界如何饱足,生活照样还是会追着你跑。

昔日,张之亮多以社会为题材开拍电影:《飞越黄昏》关心移民潮后独自在港的孤寡老人、《笼民》记录了基层的生活、《自梳》道出女佣的同志之情、《抢钱夫妻》则反思新闻的价值……他解释,这是因为自己非学院出身,没研究过哪个大师,亦没刻意建立一套完整电影逻辑,在演员训练班,他学会在生活中找故事,于是总会留意一些生活的细节,后来只要看到那些东西最能感动他,最接近人的生活,他就去拍那些故事。

离开香港后,他的写实风格不再,行内人大叹可惜。然而,其实他在自己的抽屉底下压了许多写足十多年的剧本,一些找不到投资者的作品。“归纳几个原因,大多是投资方觉得这并非市场上的主流,那就无谓浪费时间─不是他们蚀不起,而是老板觉得,张之亮,你也别浪费时间;二是演员不支持,在市场上找不到好的演员时,那也就自然无法取得投资,就算有资金也无人会替你发行。如果拍一套戏什么都没有,你真的想人哋死咩。”他无奈苦笑,从此把“不入流”的剧本收在柜底。他愿意这样做,因为他要支持自己的生活。

昔日张之亮多以社会为题材开拍电影,例如《飞越黄昏》讲述移民潮后独自在港的孤寡老人。(电影剧照)

近年,内地电影市场需求大增,一部戏卖出一亿票房并不为奇,再加上内地的导演酬金较高,不少香港导演纷纷北上发展。然而在投资者眼里,投资电影如同赌大小,只有落对注才能赚钱,所以人人看着市场口味做菜,大家都以为内地人喜欢的香港电影是赌术、追女仔、警匪、软色情,为求稳阵,香港导演总是食老本。

但张之亮没有这样做,他倒过来重新学习各种说故事的方法,拍什么电影都好,最重要的是,别失去想法与个人宗旨。

从前,人们只把他当成拍文艺片的导演,他在内地却接二连三拍了各类片种,一时拍动作古装,一时拍鬼故与科幻爱情,一半是终生学习,一半其实为了生活。

“电影或文学都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创建一个自己的幻想世界。别人说你那样不对,你可以很任性地说,那只是虚构的故事。当你发觉人生不完全自由,但电影却予你一个自由的世界,至少让人满足一下精神的欲望。”张之亮说。在他的幻想世界,笼屋的人唱着《红唇绿酒》苦中作乐,他们在笼床间饮酒跳舞到天亮。他在现场拍摄,拍得兴起也会跟着跳起舞来。那是张之亮的快乐年代,可是现在那些日子时光已经无法回头。《笼民》里许多演员也已经不在人间。

张之亮说人生不完全自由,但电影予他自由的世界,满足了他的精神欲望。 (高仲明摄)

在京城遥想香港

现在,他住在北京东三环外一间月租8,500元人民币的千呎房子里,几个孩子都在外国读书。不用拍戏的日子,他便一个人踏单车到邻近的街市买菜回来,自己煮,自己食。餐餐也不过青菜白饭。每日,他都会翻墙去看香港的新闻,却不曾在电视上看过一则内地新闻。在网上见到一家老少在㓥房生活的香港新闻图片,他心里不免又想起香港的低下层,但谈起内地被驱逐的低端人口,他摇摇头,坦言一点也不关心。他说自己把一切都分得很清楚,工作的地方不放下一丝情感。每月依旧飞回香港探望住在老人院的妈妈,回到香港,他总在朋友家里留宿。虽然在香港再没有一个实体的家,但这里还是张之亮的家。

回来的短短一星期,他一有空就去行山。访问这天,他看窗外青翠,说到不远的元荃古道,说香港的山好美,好山好水。不行山的日子,他就去深水埗,因为深水埗这些年来变得最少,最像他曾经熟悉的香港。

“我一直怀念香港的生活,但怀念的却是当年的香港,今日整个大中华区也不是我所认识的。现在回到香港,我爱行一些旧的社区,去找找看,看嗅不嗅得回小时候街里的味道,还有去郊野公园,好开心。”

笼屋就像一个小社会,三位编剧都觉得是当时香港的缩影,于是剧本里有管理者,也有做生意的人、打工的人、年轻的外来过客,学者与蓝领,还有逃避社会现状的人。
电影导演张之亮

像离家的小孩谈到父亲,美好回忆藏在脑海里,但眼前是悲伤,他觉得,现在香港躁动不安,人们对处境不满却苦无出路,社会动辄便是批评与对立,就连平日走在大街上好端端也会遇见骂战。

五年前,他给香港写了一个剧本,欲借黑色幽默与浪漫的目光去看香港露宿者的故事,却一直未有开拍。先是因为他未满意剧本,再者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市民或许会怪他把电影拍得太过浪漫,怪他离地,误会他把露宿想像得太快乐,因着无形的压力,他把脑里的构思搁置下来。

“一个地方一旦生了病,里面的人也就跟着生病。”张之亮道。

五年前张之亮写了一个关于香港露宿者的剧本,却一直未有开拍。(资料图片/李豪杰摄)

回望《笼民》这部电影,它除了是反映房屋问题的写实电影外,也把回归前整个香港的情绪与局势写了进去,到了今日,它还是一部警世电影,提醒了我们面对大时代的精神。《笼民》由三个编剧写成,一个是编剧经验丰富的吴沧洲,吴善于打造故事的起承转合与人物性格,于是由他担起电影的结构;另一人是同时为《笼民》担任美术指导的黄仁逵,他是个艺术家,一直关心社会,热中政治,对笼屋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同时又理解低下层心声,于是为剧本写下了政治人物的真正嘴脸;还有一个编剧,就是张之亮本人,是他把回归前香港的情绪和情怀细细碎碎地剪辑进了《笼民》里面。

《笼民》除了是反映房屋问题的写实电影外,也把回归前整个香港的情绪与局势写了进去。(电影剧照)

剧情乃香港缩影

“笼屋就像一个小社会,三位编剧都觉得是当时香港的缩影,于是剧本里有管理者,也有做生意的人、打工的人、年轻的外来过客,学者与蓝领,还有逃避社会现状的人。”他说。《笼民》是一部群戏,数得出名字的角色有十几人,电影的结构丰富,角色间都有一个故事,代表了人性里光辉与黑暗的一面。

“代表学者的道长(刘洵饰),他饱读诗书,把‘正所谓……’挂在嘴边,但他只有书本上的知识,像他这样的学者,帮不到社会,别人亦不会理他;而做生意的七十一(李名炀饰)和妹头(黄志强饰)代表的是劳资关系,七十一是一个生意人,锱铢必较,一直不愿意走出笼子。屋里亦有管理人肥姑(乔宏饰),肥姑就像当时的香港,他的儿子太子森(廖启智饰)完全没有自主能力,不可以继承他。”

《笼民》是一部群戏,电影的结构丰富,角色间都有一个故事。(电影截图)

张之亮说,电影中的华夏男子公寓管理者肥姑一直带着有智力障碍的儿子住在笼屋里面,并替房东向各租客传话,他表面上是一个领导者,却是事事无知。“他连身份证已经转了新的版本也浑然不知,笼屋里的灭火器一直放到过了期,他才去问:‘乜要换嘅咩?’他其实就是那种上面话佢听,他照着规矩去办的人,很忠心,因为他只会听从规矩。”

肥姑的儿子太子森亦是《笼民》里其中一个刻划出色的人物。他常常会趁着夜深人静,独自走到天台上,把屋子里的死老鼠排序整齐,一边晒月光,一边偷偷饮酒。“这个角色唯一的朋友就是没有生命的老鼠,那些死老鼠是他智力内唯一可以控制的,于是他将死去的老鼠骨收集起来,跟它们说:‘听话有得食,唔听话无得食’—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听话有得食,唔听话无得食。控制欲却不光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特权,就算是白痴也会想尽方法控制他人。”

廖启智饰演的太子森是《笼民》里其中一个刻划出色的人物。(电影截图)

“不同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去控制人,或许会为他人带来幸福,但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甚至是弱智的人,那就会带来可悲的结果。这里想说的是,就算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难道就没有这个欲望吗?他们一样会去控制他们可以控制的东西。”他幽幽地说。

当时九七回归在即,张之亮觉得只要大家愿意团结就一样会安然走过,又知道年轻人便是电影院里的常客,于是在《笼民》的故事里埋下一个寄语年轻人的角色,那就是黄家驹去世前在电影里留下的最后身影——毛仔。

毛仔是个不良青年,刚出狱便搬进那栋快将清拆的男子笼屋,他满脑子鬼主意,但作为一个过客,眼见被逼迁的居民各怀异心,面对问题时,一再依赖别人替他们解决,毛仔愤慨地痛斥租客:“呢度大大话话住咗一百几十人呀,加加埋埋成九千几岁啦,有乜嘢系唔知㗎你哋?大家如果住得开心嘅,咪揾地方一齐搬啰。好好丑丑都是自己钟意㗎嘛。净系识得闹人、靠人。喂埋你食好唔好?有味至得㗎。”

《笼民》故事里埋下一个寄语年轻人的角色,那就是黄家驹饰演的毛仔。(电影截图)

移民潮里的断层

把话套到1997前夕或是当下,都有劝世的意味,在大时代下,人一定要勇敢找出自己的出路,连自己的命运也不主动抗争,或是努力寻求改变的话,就不能真正走出困境。

这其实也是三个编剧对年代的喊话,然而,华夏男子公寓的结局,至今还是令人悲从中来,历史若有命定的结局,仿佛任人硬起来反抗亦没法改写悲剧命运。剧终前留下一幕,编剧让这群抗争者多年后重遇,他们在真正的动物园相对而笑,虽然同样隔着一个笼子彼此团聚与问候,但当初的勇武与坚持,令他们在往后的人生里,对那破烂而市井的男子公寓留下了一辈子的眷恋。

“我觉得做任何事,不应人哋畀你就要,人哋唔畀你就无。虽然戏里的居民迟早都要离开,但他们那种‘我唔行出来,你要我走,一系你擡我走啰’是一种态度。做人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我们无法操控结果,但必须要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张之亮说。

为何当年张之亮会拍摄以笼屋为主题的电影《笼民》?请留意下集:

【导演谈土地】张之亮探完笼屋决定拍《笼民》:住客以为来看动物

上文节录自第12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0日)《《笼民》导演谈居住尊严 张之亮:香港就像一个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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