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科大筹办广州分校　校长史维：冀与本校区发挥协同效应

和吴家玮一起创立科技大学的资深学者当中，有不少来自台湾，而“台湾人”似乎也和科大特别有渊源。吴家玮于2001年辞任科大校长后，由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朱经武继任，而现任校长陈繁昌于今年8月底离任后，将由台湾出生的美国航天专家史维接任。

“我来了香港七、八年，一直在观察香港和大陆的互动和发展。”史维自2010年起，获科大聘请为副校长。

他早年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修毕机械动力工程后，服了两年兵役，后来考获奖学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师从“飞弹之父”钱学森之徒Thomas Adamson Jr.，在1980年代初取得航天工程硕士及博士学位，后来更出任该校航天工程学系系主任，曾负责美国太空总署研究项目，又获美国国防部赞助经费研究小型无人机，2001年曾研制六吋长的微型无人机，命名为“Gator”，该发明后来已改进至只有四吋长。

史维醉心科学研究，但也好思历史哲学，他认为人生是一趟自我实践的过程，当初之所以愿意来香港科大当副校长，正是因为他有着独特的中西价值观。他认为，尽管有不少西方人以开明态度来探讨东方，实际仅知皮毛，与此同时，东方也以西化为国际化目标，但最终发现两者有着本质区别，故至今仍未达到真正的平衡，也未能从互动中真正认识对方。

在大湾区的发展上，史维同样有自己一套对中港互动的理解，他说这对两者都是挑战。

首先，香港一直欠缺一个有动力的经济系统，“比如说做‘金融科技’好了，不是说有了‘银行’或者‘计算机科学’就可以做，要有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硬件、软件、氛围等等都要互动，如果香港的硬件不能支援，就要和其他地方合作，互相发挥杠杆效应。”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它也需要在其政治经济架构当中，继续与世界保持良性互动，而大湾区将扮演这个重要角色。

史维还指出，从另一方面来看，香港和大陆是很好的对照物。他解释，“可能因为殖民历史的缘故，香港很讲究‘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benchmark）’，并以此来驱动我们的政策，相反呢，中国对国际的事情，更多的是观察，它的成长主要是靠自己内部的动力；然而，正因为此，两者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香港必须加强内化，不能经常觉得今天英国怎么样、明天美国怎么样、我们就想要借鉴，其实我们更应该有自己的规划、建立自己的发展策略，而中国呢，也不能一味地内化、不去跟世界沟通。”

“不能每次一提到大湾区，就把它切割成‘香港’和‘大陆’两块，然后每次都问，‘香港能为大湾区做什么’，其实这不是一个‘香港能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你能做什么’、‘你能在香港做什么’的问题。”史维说，过去一碰到类似中港合作的议题，我们总花不少时间去讨论“应该或不应该做”，但更务实的做法应该是讨论“怎么做”、“怎么让香港人获益”。

科大于上周一（5月14日）发表的大湾区创科发展报告指，深圳早已依靠有效的创科政策，大幅提升自身竞争力，惟香港优势却迅速消失，正面对“创新还是灭亡”这严峻问题，以往的“放任”、“不干预”政策已不再适用。

谈及香港创科发展，史维相对乐观，他认为近年已有进步，政府也有承担，社会亦开始有共识，正在努力找出口。不过，他提到，香港怕试、怕失败，又太过讲究规章制度，什么都中规中矩，无法像初创企业那般，在混乱中激发创造力，而深圳则在发展的过程中，获授权突破原有框架，充分展现了灵活性、适应力和传动力。

至于香港究竟是没有看到问题所在，还是看到问题却不知所措，史维表示，两者都有：“有时候，香港以前的成就反而害了自己。不管深圳成长得怎么样，香港好像还是一直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我们每次喜欢看国际评比，说香港还是最自由城市，各方面排名都很好，没有危机意识。”

“香港讲创新科技已经不只是一两年了，可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个讨论点上，争论做或者不做。政府也没有设定清晰的议程，告诉我们在创科方面，要怎么从这个水平走到那个水平；另一方面，在推动的过程中，也很受我们原本的框架所束缚，很难有突破。”史维问。

不过，他也强调，推动创科不只是政府的责任，必须由整个社会共同推进。

香港一直自诩为“知识型经济”社会，而“知识型经济”的基础、资源、载体，说到底其实都是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之下，若要实现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除了要吸引人才，还要留住人才。科大就有一番大计。

面对大湾区发展大势，史维首度公开透露，目前正和广州市政府协商，计划在广州庆盛高铁站旁边，建立香港科大的广州分校。他强调，之所以有开办分校的打算，并不是因为内地资金充裕，而是想增强科大本校区没有的部分，更好地促成学生甚至香港与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良性互动，创造双赢。

“这个学校先以高质教育为主，以后让它自然成长。但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如果要办分校的话，它一定是一个跟香港清水湾本校区是一体的学校，我没有兴趣办一个分校，让那个分校自己变成一个在那边独立的学校。我们希望分校和本校可以发挥协同效应，可能做到我们在香港做不到的、或者比较难做的。”史维希望，两校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充分的来往，而每当本校调走一位师资，就会再聘请一位同等资历的教授，保持两边实力。

科大过去多年来在珠三角地区有清晰布局，例如早于1998年与深圳市政府和北京大学，成立产学研大楼，后来又与北大生物医学院合办医学中心，又在佛山设有LED研发中心，在南沙则有200人团队的霍英东研究院。

史维说，科大当年的办校目的之一，就是要为香港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所以当香港经济面对转型挑战时，科大师生和香港面对同样的挑战，需要加强与不同持份者的互动。“从科大的角度来讲，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人才，不管是创新或者发明，到最后还是看我们培养了什么样的毕业生。”史维重申，“我们要看能为学生提供什么培训，令他们可以增值，而不是说这些人本来已经很优秀了，就算我们什么也不做，他们毕业以后还是很优秀。这样的话，我们对社会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香港01》曾经提出，香港应该发展高等教育产业，成为国际教育城。史维认同香港应该培养更多人才，但他也直言，在香港办学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土地问题，“我们可以把交换生的比例从50%提高到70%、80%，但是我们没有宿舍让学生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之所以要去广州办分校，也和土地有关系，如果大湾区另一边的土地可以和本校区呼应，我们就更有弹性处理宿舍问题。”

他也重申，科大无意成为大湾区内的“一哥二哥”，目标是培养好科大学生，让他们对社会有最直接、最专业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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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1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5月21日）《透视大湾区之人才培养——科大三巨头的三个湾区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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