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赠】移植个案低迷 谁令潜在捐赠者成为漏网之鱼？
香港每年平均有4.6万人亡故，但只有少于40名死者捐出遗体器官，大批重病者未能等到移植器官重生的机会。本港器官捐赠率持续低迷，政府认为是宣传教育不足，引致大众抗拒、家属反对，但根据官方统计，明确拒绝死后捐赠器官的市民只占不足一成，器官来源理应不是问题，大量潜在的捐赠者成为“漏网之鱼”，更关键因素是当局未能做好策略性推广及调拨资源跟进。
截至去年年底，全港有达2,309人轮候肾脏、肝脏、心脏和肺部移植，但同年活体及遗体器官捐赠个案却少于178宗，平均13名病人轮候一个器官。当中肾脏需求最殷切，全年只有61宗遗体捐赠和17宗活体捐赠，但同期多达2,153人轮候，占整体器官移植轮候个案九成（表一）。肝脏、心脏及肺部供应亦短缺，不少病人因等不及合适器官便告病逝。要救助苦等器官移植续命的病人，推动器官捐赠不可或缺。参考统计处去年底发表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报告书》，全港有33%市民表示愿意离世后捐出器官，表明不愿意捐赠者只有9.8%，为何现实的捐赠率却如此低？
捐赠与否 遗属拥最终决定权
身故者是器官捐赠的主要来源。卫生署资料显示，器官捐赠者基本上没有年龄限制，但有关器官必须来自经医护人员诊断因中风、脑部创伤、缺氧及原发性脑瘤等病症，导致脑干永久性失去呼吸和反应中枢功能的病人——即脑干死亡。这类病人的心脏仍可跳动一段时间，短暂维持各器官功能作移植用途。
根据医院管理局（医管局）临床指引，前线医护人员发现病人深度昏迷、需完全依赖机器维持呼吸，就要转介有关个案，由两名资深医生进行连串条件反射测试，排除其他昏迷可能性，才能宣告病人脑干死亡，再安排其接受紧密医疗照料，例如接驳人工心脏、持续输血等，确保器官适宜捐赠，尽快进行移植手术。
理论上，获安排脑干死亡测试的病人愈多，就能发现愈多潜在捐赠者。但据医管局数字，1986年至2016年间，全港每年平均有4.6万人亡故，当中只有约203人经前线医护人员转介做脑干死亡测试，最终证实脑干死亡者平均仅约92人，扣除家属不同意、组织配对不脗合个案后，仅余37人死后捐出遗体器官，占整体死亡人数约0.1%（表二）。相比之下，被誉为器官捐赠模范国家的西班牙， 2016年有有1.6万名死者捐出器官，占整体死亡人数逾7%，比例远超香港。
捐赠器官除当事人生前同意外，家属意愿是另一关键。虽然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与器官捐赠卡均具法律效力，但据卫生署网页指，捐赠者去世前即使有签署相关文件或明确表达损赠意愿，院方仍需其家人同意，才能从遗体移出器官。执业大律师陆伟雄解释，香港法例规定，死者直系亲属拥有遗体处理权，故即使死者生前已登记捐赠器官，家属仍有权反对；相反死者生前若未表明意愿，家属亦有权代死者决定捐出器官。
国际器官捐赠与移植登记组织（IRODaT）统计，2016年本港每百万名居民中只有约6.3人死后捐赠器官，在68个统计地区中排行44；反观西班牙、美国等欧美国家，每百万名居民中分别有43.4和30.98名遗体器官捐赠者，超出本港四至六倍；就连发展中国家古巴，近年器官捐赠数字亦抛离本港（表三）。
医疗资源短缺 遗漏潜在捐赠者
为促进家属认同遗体器官捐赠，医管局自1988年起在全港七个医院联网合共42间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每个联网委派一至两名资深护士担任器官捐赠联络主任，专责为濒临脑干死亡病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以及在病人确诊脑干死亡后，说服家属同意捐出遗体器官。全港目前仅有九名器官捐赠联络主任，平均一人兼顾近五间医院，容易错失潜在捐赠者，相比西班牙全国有达500名器官捐赠联络员，平均每间医院有一至两名联络员。
据香港护士协会去年资料指，护士与病人比例的国际标准为1:6，但本港早、晚更分别约1:11及1:24，严重失衡。公立医院人手、资源严重紧绌，亦令遗体器官捐赠率停滞不前，甚至错失潜在的遗体器官捐赠者。
香港器官捐赠行动组召集人、伊利沙伯医院内科顾问医生周嘉欢接受《香港01》专访时指出，全港公立医院在2016年总共转介约300名濒死病人进行脑干死亡测试，普通科及深切治疗科病房个案各占近一半，但普通科病房脑干死亡者遗体器官用作移植的比率，较深切治疗科病房低逾四成。此外，公立医院于深夜、周末及公众假期进行的脑干死亡测试宗数，远较其他日子少，原因之一是上述日子有较多资深医生及器官捐赠联络主任休假。
周嘉欢引述医管局近十年病历记录，指出中风是导致病人脑干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占整体个案七成，脑创伤和缺氧个案各占两成及一成。她直言，中风个案即时死亡风险较低，若按现时分流准则，基本上不会获安排入住配套较佳的深切治疗科病房，而普通科病房因“前线医护人员工作繁重，或会遗漏部分疑似脑干死亡者，无从及早测试，失去遗体器官捐赠资格；亦有部分个案临终时未获完善照顾，导致遗体器官加速坏死，不能移植”。
至于其他因脑创伤、缺氧及原发性脑瘤导致脑干死亡的个案，周嘉欢表示，由于病情较危急，病人入院后通常获分流至深切治疗科病房，接受医护人员一对一照料，即使病人最终回天乏术，亦能确保其器官状况适宜捐赠。可惜全港公立医院目前仅有约300张成人深切治疗科病床，大量可用作移植的器官流失。
医疗资源不足，亦限制了开拓脑干死亡以外的遗体器官捐赠来源。美国部分州份和台湾，近年容许心脏停顿后10分钟内获接驳机器维持遗体血氧循环的死者捐赠器官。周嘉欢透露，医管局于2003年有意将遗体器官捐赠扩展至心脏停顿死者，但在公立医院模拟测试后，结论是前线医护人员人手短缺，难以应付维持心脏停顿死者器官质素的医疗程序，导致计划难产，“先不论死者家属能否接受，最大问题是各级病房人手早已‘掹掹紧’，难以再拨出专责人手跟进有关程序，所以如果医管局真心想做好（遗体器官捐赠），就一定要先增拨资源。”
器官荒恐加剧
周嘉欢强调，用珍贵的医疗资源照顾已死的器官捐赠者绝非浪费，参考外国临床经验，脑干死亡者一般只占用病床一至三日，远较正常病人一星期至数月短，而获妥善保存的遗体器官，足以救助至少五名器官衰竭病人。然而，医学界主流意见认为，相关资源应用作救助有康复希望的重症病人，而非潜在的遗体器官捐赠者。周嘉欢认为，要解决这两难局面，医管局长远应增设中风病人加护病房，独立处理严重中风个案，既分担各级病房工作量，亦有助提升发现及治理潜在捐赠者效率。
学者批港府欠统筹
目前器官捐赠严重不足，未来要靠移植器官续命的病人可能不断增加，令轮候情况更恶化。卫生署去年公布最新本港人口健康调查，多达297万人属超重或肥胖，大多有胆固醇、血压及血糖水平超标，较十年前增加近100万人，预期未来会再上升。“三高”亦是导致肝炎、肾炎等器官衰竭病症的主要成因，医管局肾科名册显示，现有7,000多人患肾衰竭，较十年急增逾三成，但碍于器官捐赠供求严重失衡，仅有约两成个案获编入轮候换肾名单。
为扩阔可移植器官来源，港府早前提出研究推行预设默许（Opt-out）器官捐赠机制，假设所有市民同意死后捐出器官，以取代现时的自愿捐赠（Opt-in）机制，同时为实施配对捐赠（即两组捐赠者和病人交叉捐赠器官）筹备立法工作，预计有关修订案今年下半年呈交立法会审议。参考统计处去年民调结果，支持、反对及对推行预设默许机制无意见的市民各占约三分之一，反映社会目前未能就此凝聚共识。
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浩文指，据国际经验，实施预设默许及配对捐赠机制普遍可提升器官捐赠率，但必须有包括充足前线医护人员及护理设施、专责部门统筹、社会普遍认同器官捐赠等条件配合。他认为，香港欠缺这些条件，暂不宜草率修例，“如果医护人员无力处理、没有部门监察实际成效，只会造成更大浪费，磨蚀有意死后捐赠器官的市民的热诚。”
食物及卫生局自2016年成立器官捐赠推广委员会，推行了多项大型活动宣扬大爱讯息，但仅限于宣传、教育，实际工作计划和目标欠奉。当局亦未拨出独立预算，检讨公立医院发掘潜在捐赠者的成效。肾科专科医生、香港移植学会前会长翟伟良批评，全港九名器官捐赠联络主任目前只需向各联网部门运作经理负责，无人专职管理和协调，加上前线医护人员普遍缺乏有关脑干死亡和器官捐赠的培训，未必能第一时间识别潜在捐赠者，令器官捐赠沦为“无人驾驶”，“（医院）做得好又无人表扬，做得差又无人过问，反映器官捐赠在当局心目中，只是可有可无。”
翟伟良强调，一个文明社会，任何病人都有接受适切医疗的权利，“既然我们承认手术、护理和用药均是有效治疗的一部分，为何器官移植会被放在较次要位置？”他促请港府仿效西班牙、美国，尽快成立专责部门或设立独立法定器官征集机构，统筹器官捐赠资源调配、培训、管理及规划事宜，不可将器官捐赠率偏低的责任推卸给市民，“当局必须主动增拨资源、做好管理，才是负责任所为。”
《香港01》就设立专责部门及法定机构统筹器官捐赠建议向食卫局查询，发言人回复，当局一直以不同方法，包括加强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器官捐赠的认识及接受程度，并会继续留意海外在器官捐赠方面的发展，密切留意社会对器官捐赠的讨论，在有需要时检讨现时机制及咨询公众意见。
西班牙在器官捐赠方面有杰出表现，除推行预设默许机制外，更有赖当地政府早于1989年便成立国家器官移植中心（ONT）统筹全国器官捐赠事宜，包括培训前线医护人员、配对个案和跨地区移送器官等，并在大部分公立及私立医院设立器官捐赠协调小组，由深切治疗科和脑神经科医护人员组成，全权调配院内资源从事器官捐赠工作。1998年更引入质量保证计划，为器官捐赠设立时间表及绩效指标，持续检视全国医院发掘潜在捐赠者及器官移植相关医疗程序，针对性改善以提升成效。美国亦在政府资助下，于1988年成立非牟利全国器官捐赠协会（AOPO），与全国医疗机构联合研究，改善遗体器官保存技术及工作流程，协助各州政府实施不同推动器官捐赠措施，如威斯康星州2004年通过为捐赠者家属提供一万美元（约八万港元）免税额、加州2011年起在驾驶执照申请表加入同意或拒绝捐赠器官选项、马里兰州2016年起为爱滋病患者做配对捐赠等，以增加捐赠者群体基数。
上文节录自第10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26日）《移植个案持续低迷 器官捐赠补漏谁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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