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赠】因死有全尸观念拒绝捐赠　联络主任：生前交代释顾虑

肾病是港人最常见长期病之一，但在移植器官供求严重失衡下，只有少数病人获编入输候换肾名单，在无了期等待中保留一丝生的希望。有器官捐赠联络主任指，游说家属捐出亡者遗体器官的主要障碍，是死者生前未交代想遗爱人间，令悲伤的家人不敢妄下决定，如政府能调整宣传策略，让更多市民懂得生前和家人说明的重要性，将让更多病患及其家人，重展欢颜。

食卫局统计，截至2015年，全港有1,699人死于肾炎、肾变病综合症等肾病，在港人“十大杀手”中排行第七，仅次于慢性呼吸道疾病和脑血管病。要让肾病患者及其他器官衰竭的病人续命，器官移植是最根本办法。可惜香港器官捐赠的风气一直不盛，只有极少数器官衰竭的“幸运儿”能够因此重生。

广华医院资深护士欧阳咏恩是全港仅有的九名器官捐赠联络主任之一，负责在九龙中联网内九所公立医院及医疗机构，向脑干死亡者家属游说解释或了解死者生前捐赠器官的意愿，希望说服他们克服悲痛，作出遗爱人间的艰难决定。

联络主任劝捐率仅四成

欧阳咏恩坦承，器官捐赠联络主任向脑干死亡者家属的成功劝捐率，只有约四五成。她认为游说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病人无意死后捐赠器官，或者家属抱持“死有全尸”观念拒绝捐赠，而是家属不知道亲人生前是否有捐赠器官意愿，令他们不敢擅作主张，“从前线经验得知，随着社会观念逐渐开放，若死者生前明确表达希望捐赠器官，家属通常都会依从其意愿。”

欧阳咏恩强调，为了加强游说效率，器官捐赠联络主任在向家属游说期间，会耐心讲解遗体器官捐赠步骤，务求尽解家属疑虑。例如家属担心捐赠器官会使死者感到痛楚，或者毁损遗体外观，联络主任会解释，医护人员在手术前为遗体施加麻醉，以及术后妥善缝合遗体创口，亦会应家属要求为遗体化妆，保全死者尊严，“我们的职责不单是劝捐，更需用心解开家属郁结，才能让他们明白，亲人可藉捐赠器官救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而遗爱。”

我们的职责不单是劝捐，更需用心解开家属郁结，才能让他们明白，亲人可藉捐赠器官救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而遗爱。

除了说之以理，器官捐赠联络主任亦要适时调整游说策略。欧阳咏恩印象最深刻的个案是，多年前一名中年男士因故头部重创昏迷送院，抢救后证实脑干死亡，院方虽获事主父母、配偶和长子同意捐出器官，但死者幼子一直拒绝表态，导致亲属间无法取得共识，迟迟未能进行移植手术。

后来事主遗体状况急剧转差，输血、用药均无法维持器官质素，危急下她唯有冒险“动之以情”，“我尝试拉着小朋友的手，着他讲述一些爸爸生前的点点滴滴，例如爸爸坐车时会否让座予老人家、有人跌倒时会否上前帮忙等……引导小朋友明白，即使爸爸生前未有交代意愿，死后亦会同意捐出器官救人，最终成功说服死者幼子同意捐出爸爸器官，手术才得以进行。”

欧阳咏恩又分享，入职初期曾以为长者较难接受遗体器官捐赠，后来发现长者人生阅历丰富，对死亡态度较淡然，即使自己或家人遭遇不幸，亦倾向支持死后捐赠器官救人；相反中年人、年轻人较难接受家人离世，亦容易抗拒捐出至亲遗体器官。她促请政府按不同年龄人士制定针对性推广策略，“器官捐赠与所有人息息相关，希望政府未来可多做宣传及教育工作，鼓励市民跟家人讨论捐赠意愿，让大爱得以昭显。”

在政府未有效推动器官捐赠文化之前，许多器官衰竭患者便只能寄望轮候到渺茫的器官移植。只是奇迹可一未必可再。

1985年，梁丽玲正值二十芳华，诞下女儿后因持续手脚浮肿、失眠和呕吐入院，证实患有遗传性肾炎，需接受腹膜透析（洗肚）治疗，将透析液导入腹腔，吸收身体毒素及多余盐分。梁丽玲说，当年每天至少要“换水”三次，腹部因“洗肚”大幅膨胀，严重影响日常作息，“肚内时刻都有三四公升水，上落几级楼梯已经气喘不已。”

换肾廿年现排斥　再次换肾无期

梁丽玲边治疗、边肩负育儿持家的苦日子，和丈夫一起撑了八年。其间她曾因细菌感染导致腹膜发炎，腹部剧痛之余，更减弱“洗肚”效果，身体一度变差；幸而1993年有一天她接获医院来电，告知有合适尸肾供其移植，才免除洗肾之苦，重过正常生活。

“我在医院洗肾多年，见过不少肾病同路人，即使生命踏入倒数阶段，仍然不愿放弃，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换肾机会。”梁丽玲感慨，医护人员对挽救生命非常热心，不少人更甘愿牺牲休息时间，为联络潜在捐赠者家属四处奔走，可惜无动于中者仍占大多数。她期望政府未来增拨医疗资源，增聘医疗人手推动器官捐赠，让更多病人有获得重生机会。

对于有善心人遗爱人间，梁丽玲直言格外感恩，可惜换肾廿年后，她于2013年一次入院检查，发现体内尿毒指数严重超标，经检验后确认新肾出现排斥反应，逐渐丧失功能，需要重新洗肾保命。

我在医院洗肾多年，见过不少肾病同路人，即使生命踏入倒数阶段，仍然不愿放弃，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换肾机会。

目前梁丽玲每星期要入院接受血液透析（洗血）治疗三次、每次约六小时，透过人工肾脏过滤体内毒素。她苦笑指，幸亏今次发现得早，尚可靠洗血和服药维持余下的肾功能。她最担忧的是，遗传性肾炎属家族性疾病，不能凭服药及控制饮食预防，毕生面对患病风险。她更表示，自己确诊前，已有六名亲人因肾衰竭，在轮候换肾期间因并发症离世；她的亲兄亦于去年年中确诊肾炎，开始接受洗肚治疗，令她不禁担心爱女将来会否面临同样厄运，“唯有早些开始带她看医生、尽量保持身体健康，赚得一天算一天。”

谈及自己会否有第二次换肾机会，梁丽玲频频叹气，“虽然医生不敢明说，但事实是器官太少、病人太多，很多病人轮候十多年，连第一次（换肾）机会也没有；我很幸运早已换过一次，无理由这样快会轮到我。”

诚如梁丽玲、欧阳咏恩所言，本港可移植器官来源过少，是病人难以获捐赠器官续命的根本原因，而人口持续老化下，日后港人对器官移植的需求将会持续上升。这些个案的背后，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水深火热的悲剧，政府理应尽最大努力，支援每一个苦候器官移植的病者和他们的家庭。

上文节录自第10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26日）《移植个案持续低迷　器官捐赠补漏谁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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