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国家规划将出炉 香港准备好融入了吗？
粤港澳大湾区最近一年成为香港政商界描绘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词，今年全国两会会场里，从中共政治局常委到中央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均纷纷为这项国家发展战略造势。粤港合作长年存在，由两地高层官员组成的联席会议已运作20年，但列为国家战略的大湾区规划，与此前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如CEPA等等，显然属于不同量级。过往粤港合作多由两地政府筹谋，大湾区则被视作中国全球战略“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点，着眼点不止于为区内城市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大目标是由此带动中国整体经济进一步由粗放式增长转变为可持续增长，乃至推动全球的新一轮经济增长。
一年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当时他指出，港澳两地要发挥“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一年后，李克强在报告中预告湾区规划即将推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同时强调推动大湾区建设，是将“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央其他官员在两会期间会见与会港澳两地代表时，也口径一致地强调港澳两地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参加加审议时，明言粤港澳大湾区为重大机遇，要求广东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翌日，《人民日报》撰文描述了广东各界“木棉花一样火热的”、“拥抱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激情”，各市镇甚至乡村官员纷纷表态要把握机会大干一场。这显然是种夸大描写，但也一定程度说明广东在国家大计面前不敢怠慢、蓄势待发。
这边厢，不少港人似乎还对眼前的“大融合”缺乏认知，去年11月一项调查显示，香港逾半年轻人未曾注意到大湾区发展规划。至于特区政府是否真正理解这场巨变的含义并做好准备，直接决定了香港在大湾区未来发展中是乘风破浪，还是随波逐流。中央以国家规划引导奉行不同政经制度的粤港澳地区实现协同发展与区域治理，到底对目前的一国两制格局意味着什么？
一国两制、关口的存在是很大的问题，令合作很有难度。
人才流动首先打通基建
与以往粤港各自过多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合作模式相比，除了理顺城市发展自身脉络，大湾区规划中必然更强调城市分工与互补。在此层面，所谓融合即是要打破行政壁垒。要打通信息流和产业链，必然离不开人的流动，纵观区湾成型历程，往往能看到一部人口再分布史。东京湾在二战后城市化进度加快，自由贸易和现代制造业吸引大量人口沿海聚居，如今东京湾区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即每平方公里居住超过4,000人的人口密集区）人口比率高达近90%。有活力的产业和聚居的人才互相成就，互为因果。
三藩市湾区的故事也是相似的，它高度开放，鼓励区内人才向更适合自己的机会迁移，也欢迎世界各地人才前来寻找机遇，英雄不问出处。为营造更好环境，三藩市湾区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活跃在加州州府、Lady Bird的家乡沙加缅度，促使当局重视房屋和交通政策，移除阻碍人们高速流动的障碍。
今年，该委员会设立目标，希望申请45亿美元州政府拨款，用作交通改善基金，解决目前高速公路交汇不畅痼疾，并提升铁路服务，改善人行道和单车道等。三藩市湾区委员会资深总监、湾区经济论坛主席兰道夫(Sean Randolph)对《香港01》说，“如果你住不起这里的房子，或者你没办法自由地到处去，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区域性挑战，这都是很基础的，应摆在科技和创新之前。”
兰道夫相信，在中国语境下，政府有能力统筹最多资源扫除基础设施障碍，使人们在物理上更容易移动和互相接触。按照建设规划，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将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举措。不过，当“物理上”的障碍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基建完成而逐渐减少，粤港澳湾区还面临着其他湾区不曾有过的严峻挑战。
“如果你住不起这里的房子，或者你没办法自由地到处去，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区域性挑战，这都是很基础的，应摆在科技和创新之前。”
学者：过关应简化 深港将趋“同城化”
“一国两制、关口的存在是很大的问题，令合作很有难度。”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直言，港澳与内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已实施15年，合作仍然受制于宏观管理政策、法律制度、服务贸易规则、税收制度、审批管理等障碍，无疑需要探索新的模式，使粤港澳大湾区像其他湾区一样无障碍频密流动。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执行所长曹钟雄亦认为海关是很大障碍，“几地几检都不是理想模式，应该简化这种关税、关口制度安排，探索一些更便捷的方式。”他以纽约湾区为例，指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不仅打通了制造业，居民生活也全面贯通。他相信粤港未来也将如此，届时港人将不仅去深圳就业，还可以娱乐、生活，“安心舒适地沉淀下来”，深港两地将“愈来愈同城化”。
出席两会的港区代表便针对港人在内地医疗、社保、置业等难题献策，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更大胆提出，在珠海租地兴建“香港村”，为的是使港人北上更为方便。不过，改变绝不会是单向的，随着湾区融合推进，香港也必然需要进一步敞开大门。这就迫使港人在“一国”与“两制”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都想争老大，没有意义……客观上，深圳发展不好，香港也不会好，反之亦然。
港人心态难调 政府报喜不报忧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早于1990年代便提出“香港湾区”概念，去年接受月刊《同舟共进》访问时，直指对一国两制“思考的重点不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在于香港人的心态”，他认为近几代香港人有种“过路心态”，难以看长远，整个社会则在大财团主导经济的状况下变得僵化。对于这一点，特区政府的应对机制可谓是“报喜不报忧”，林郑表态至今停留在感恩“中央对港人厚爱”及等规划推出后尽力宣传“让大家知道大湾区的机遇非常多”，对港人必须关切的如何融合、如何应对可能随之而来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没有给出过答案。
由2009年广东省政府部门和北京大学牵头的《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提出“湾区发展规划”概念，到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改委与三地政府签署框架协议，中央政府显然接过了牵头者角色，“加强顶层设计”。特区政府也坦言，要等待中央推出具体规划，才会知悉自身角色和优势。
在优势互补、清晰分工基础上，毛艳华强调，各城市不能“各做各的”，“湾区的意义就在于城市间强强联合，协同发展，最终大家都能在联合体的整体发展中得到好处。”粤港澳湾区中的各大城市显然仍要切换思维，前期热闹的龙头之争就是例证。前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曾表示，香港在大湾区中具领导地位，大陆媒体则多认为，GDP最高、创新优势明显的深圳无疑是龙头。
“都想争老大，没有意义。”曹钟雄认为，应淡化相关话题，大家应该像“合伙人”，对外紧密合作，对内也不排除竞争，“客观上，深圳发展不好，香港也不会好，反之亦然。”
中央的盘算中亦是如此，当各地还在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想要分多一杯羹时，北京思考更多的是怎样统筹能令资源合理分配，使整个区域利益最大化，从而为中国整体经济转型注入新活力，探路“中国式开放升级版”。换言之，大湾区是为整个国家大局服务的，小我的利益也许需要为大我让路，港府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让港人知悉。
机制设计应顾大局 协调者不可缺位
当区域作为有机整体发展时，更好的机制设计需照看大局，使大家都得益。年前曹钟雄在考察纽约湾区时，便看到交通协调上可借鉴的一例，作为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协调者，非政府法人机构“港务局”同时接受两州财政拨款，由两州州长各任命六名委员组成，负责港口、空港，甚至地铁、隧道的布局、管理和经营，从整个区域角度合理配置交通资源。
与此同时，在“自上而下”形成的东京湾区当中，则由智库扮演衔接各方的中间人，如日本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管理的开发构想研究所，通过详尽的资料搜集和长期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沟通，提供思路连贯一致的规划服务。
在毕马威香港2017年发布的大湾区报告中，腾讯提出建立大湾区工作小组及公共政策智库。广东政协主席王荣两会间亦表示，目前粤港澳对话机制繁文缛节多，整合机制缺失，建议建立由国家领导人牵头，部委及三地政府参与的协调机制，相信在规划中可看到协调机制具体安排。
“当我们拥有了所有想要的基建、机构……所有的东西，说到底，最关键的就是要把那些高质素的人才引过来并留下来。”兰道夫相信，这事关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小朋友的成长营造良好环境，“我们幸运在环境超好，清新干净，有友好的社区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只要能负担得起，各地来的人都会想住下。”他不无骄傲地说，在这方面，粤港澳还远不及三藩市湾区吸引。
去年7月签署的大湾区框架协议并没有忽视“宜居”要素，指出区域各城市要“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不过，目前本地舆论对优质生活圈的讨论多围绕港珠澳大桥与高铁香港段通车带来的跨境流动便利，但要维持科技与创新活力，使人们在此安居乐业，仅构建“一小时生活圈”恐怕还远不足够。
上文节录自第10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12日）《国家规划出炉在即 大湾区融入 香港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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