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以创新为灵魂　香港不做龙头做什么？　　

湾区并不是抽象概念，更不乏前师。目前全球经济总量60%集中于入海口区域，依湾而生的城市群以互补资源集群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龙头和产业革新重镇。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省九个城市与港澳两地组成，经济总值仅次于全球三大成熟湾区。距离我们最近的东京湾区，以仅占日本国土3.5%的面积，承载了全国两成人口，贡献了三分之一GDP。另外两大湾区——美国三藩市湾区及纽约湾区也有相似景象，地理上紧密相连的城镇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在经济资源配置上互补不足，配合便利的对外运输网络，形成了高度协作共荣的有机体。湾区有什么共同特质？又是在什么因素驱动下，不同城市可以摆脱恶性竞争束缚，形成大型都市圈的协同发展？

科研、融资　香港未来的著力点

“创新是湾区的灵魂，”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接受《香港01》采访时指出，“几大湾区都是全球重要的创新高地。”诚然，东京湾区是Sony、日立、日产等38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诞生地，三藩市湾区则拥有世界创新科技中心矽谷，聚集了Google、苹果、Facebook、Uber等科技巨头的全球总部。粤港澳也有创新立湾野心，国家发改委和粤港澳政府于2017年7月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合作原则首条便是“创新驱动”。两会期间，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再呼吁粤港澳加强创新合作，特首林郑月娥也表达了打造国际创科中心的希冀。

摆在面前的事实是，在开拓创科产业上，香港已被近邻深圳抛离，林郑政府首份财政预算大手笔在创科领域投放500亿元，其中大量用于加强基建，其实暴露了香港长期以来创科发展的停滞。当深圳南山区委书记豪言“对标矽谷”时，香港在大湾区创新立湾的布局中如何发挥自己的角色？

对于香港在大湾区的定位，可用习近平2017年来港时的讲话做参考，他形容香港为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中介，承载外来投资和境外融资等。此后官方话语对湾区创新的论述，昭示香港将在科研、融资等方向为创新出力。

在这方面，三藩市湾区的经验值得参考。

三藩市湾区启示　投资造就创新

作为美国加州北部的大都会区，三藩市湾区包括三藩市、圣荷西、奥克兰等101个市镇，它们以与香港相近的人口数量，创造出超过香港两倍的GDP，2016年人均GDP高达9.9万美元（约77.5万港元）。三藩市湾区委员会资深总监、湾区经济论坛主席兰道夫（Sean Randolph）告诉《香港01》，三藩市湾区的创科产业有很好的基础，包括史丹福大学及加州大学四个校园，还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大量独立实验室，“机构间沟通合作的壁垒愈低，信息流动就愈快速、愈自由，愈可能产生大的创新成就。”他说，资金也很重要，“现在不论校园还是（企业）孵化器的周围都有大量风险投资资本，等待将一些意念变成一项技术，甚至成立一间公司。”

创意，投资，然后成功，这是创业故事的浪漫版本，也是稀有版本，事实是大多数创业者都以失败结尾。“在世界很多地方，你想创业，你失败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局。而我们尊敬失败。”兰道夫说，在三藩市湾区，投资人和创业者都十分清楚，创新是高风险游戏，人们第一次尝试常常会失败，但第二次、第三次就有更高机率成功，大家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学者：龙头之争体现狭隘心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执行所长曹钟雄认为，粤港澳湾区的科研人才和水平并不输人。香港拥有六间世界排名前500的院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广东则有华为、腾讯等大企业，科技产业十分蓬勃。下一步是在资源整合中转型，香港可利用其国际视野和特殊的制度和法律环境，顺畅对接国际资源，帮助内地由制造业向科技创新转型，自身也从传统金融中心向科技加金融转型。“科技是一个产业……单独讲香港创新科技犹如‘无本之木’，需要和整个大陆、珠三角融合。”曹钟雄分析。

毛艳华亦强调不能“各做各的”，“湾区的意义就在于城市间强强联合，协同发展，最终大家都能在联合体的整体发展中得到好处。”粤港澳湾区中的各大城市显然仍要切换思维，前期热闹的龙头之争就是例证。前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曾表示，香港在大湾区中具领导地位，大陆媒体则多认为，GDP最高、创新优势明显的深圳无疑是龙头。

“都想争老大，没有意义。”曹钟雄认为，龙头之争体现狭隘心态，应淡化相关话题，大家应该像“合伙人”，对外紧密合作，对内也不排除竞争，“客观上，深圳发展不好，香港也不会好，反之亦然。”

中央的盘算中亦是如此，当各地还在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想要分多一杯羹时，北京思考更多的是怎样统筹能令资源合理分配，使整个区域利益最大化，从而为中国整体经济转型注入新活力，探路“中国式开放升级版”。换言之，大湾区是为整个国家大局服务的，小我的利益也许需要为大我让路，港府必须深谙这一点，并让港人知悉。

毛艳华指出，随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各国已从过去注重海关货物流量的竞争，转变为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的竞争，粤港澳有互补优势，然而多年来科技和金融领域合作不足，没能形成良好的产学研链条。香港政府2018年财政预算中百亿元用途包括支持中下游研发，显然意识到此前存在科研不落地、产业链不畅通问题。

政府、市场　孰轻孰重？

推动创新产业发展，需巨额资金及长远规划，市场与政府在当中的作用孰轻孰重，各方众说纷纭。由2009年广东省政府部门和北京大学牵头的《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提出“湾区发展规划”概念，到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改委与三地政府签署框架协议，中央政府显然接过了牵头者角色，“加强顶层设计”。特区政府也坦言，要等待中央推出具体规划，才会知悉自身角色和优势。

纵观全球湾区经济，发展模式当然不只“由上而下”一条路，兰道夫即指出，来访中国政企团队经常问他：“政府做了什么才创造了现在的环境？政策是什么？”他总会慢慢解释，湾区没有区域政府，而中央政府也没有权力命令人们按章办事，“（湾区的创新经济）是一些自然、自发的东西的结合”，并不是基建先行，相反，企业、委员会等会根据需求，去推动各地政府改善基建。

三藩市湾区可谓“由下而上”典范，但发展模式需因地制宜，东京湾区则展现截然不同的规划思路。1950年代东京有六大港口，互相竞争而少有整合资源以提高效率，有见及此，日本政府1951年制定《港湾法》，至1967年，日本运输省港湾局又提出“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明确各大港口分工定位，如东京港负责输入和内贸，横滨港则负责输出和国际贸易，川崎港主要是原料和成品的进出口，借此形成“广域港湾”，化无序竞争为优势互补，增强东京湾港口国际竞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亦面对相似挑战，香港、深圳、广州都拥有吞吐量世界排名前10位的港口，合在一起无疑全球称冠，而在如今各自为政格局下，港口间免不了激烈竞争，曾在东京大学访学、熟悉东京湾实践的毛艳华即认为，中国可学习日本做法，整合及协调区内各大港口，从而发挥协同效应。

不过，他国成功之道不一定可完全套用。曹钟雄质疑：“首先，香港、澳门这种制度决定了中央不可能有绝对的资源配置能力去左右香港做什么。”按他所论，政府不可能完整规划湾区分工。以东京湾区为例，成田和羽田机场曾各有定位，分别服务国际和国内航班，结果却产生诸多不便，最终不得不重新调整。回到粤港澳大湾区，曹钟雄认为科技创新时代，香港基建增速难以完全吸纳国际人才流动，将来自然会与区内各地形成分工，香港或将主要接待欧美航线，而深圳则吸引更多“一带一路”国家航班的格局，最终还是由航空公司按成本和便利程度决定。

虽然认为“自上而下”彻底分工不合理，但曹钟雄亦补充，机场与港口运作涉及空域、海域使用问题，政府有需要对总量加以控制及规划，同时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如果你（某一机场）没有能力，那对不起，你要让渡（部分功能）给别人”。

上文节录自第10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12日）《国家规划出炉在即　大湾区融入　香港欠什么》。

相关文章包括：

【01周报．透视大湾区】国家规划将出炉 香港准备好融入了吗？

【01周报．透视大湾区】跳出政治对立 胡志伟：香港做鸵鸟一定输

浏览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敬请留意3月12日（星期一）出版的第102期《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