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跳出政治对立 胡志伟：香港做鸵鸟一定输
访问在胡志伟位于立法会综合大楼的议员办公室进行，但那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华丽装饰，甚至简单得有点像地区办事处。“我作为立法会工商事务委员会主席，当然要带队去大湾区考察。另一方面，大湾区的发展将影响香港的社会经济，考察有助我研判粤港经济合作关系，所以我应该去。”一开始，胡志伟像聊家常一样，随手把一双拖鞋塞进旁边的英殖风格木柜里。木柜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转赠给他的，办公室内还有一张同一时期的木台和木凳，“这都是旧政府总部丢出来的东西，起码有20几30年历史，但我就是喜欢它们的朴实、无华、耐用，不像现在那些‘岩岩巉巉’。”
经国务院审批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纲领即将出台，立法会亦计划于下月20日考察区内五个城市，并邀请特区官员及当地领导同行。在追求“政治正确”的当下，这对民主派而言确实是个考验——“去”或会被标签和建制“行埋一齐”、“出卖香港”，“不去”又会被批评是井底之蛙、故步自封。目前除了胡志伟，只有财经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继昌、和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莫乃光表明会随团，大部分民主派议员仍犹豫未决，而朱凯廸和郑松泰则表明无意参加，后者更说担心返回内地会有危险。意识形态包袱之重，可想而知。
“你听我讲这么久也知道，我讲话就像‘讲故佬’、‘讲书佬’，没什么soundbite，但我总觉得，作为一个政党，你的整套思路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半小时的访问下来，胡志伟竟然就“大湾区是否经济融合”这问题，耐心地解释了不下十遍：“我不赞成用‘融合’来理解大湾区，我怕被人曲解我的意思。‘融合’这词汇，本身就被赋予这样那样的意涵，有人甚至会将劣质的那一面摆出来，什么‘以大食小’。我是尝试用另一种脉络来分析，在这个发展策略里面，香港有其位置和优势，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如果视而不见，一定会对香港不利。”
中港经济1980年代开始融合
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的胡志伟，自1999年起连任黄大仙区议员，至2012年晋身立法会，2016年底更当选民主党现任党主席；不过，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去年4月抛出的“特赦占中和七警大和解”，建议林郑月娥就任特首后运用《基本法》第48条，赦免所有占中犯人，“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经纬，以政治手段修补因政治矛盾导致的社会撕裂。胡志伟的原意虽好，但因未在党内讨论，及未与泛民主派取得共识便抛出建议，在意识形态分明的气氛下，遭左中右各界一致批评，最终不得不致歉并收回言论。那一跤摔得那么重，难怪他在是次访问中，五度自言他要“小心”回答问题，“我作为党主席，要照顾很多同事的情绪和考虑。”
尽管胡志伟一直避免以“经济融合”来理解大湾区，但他又打趣地反问：“早在1980年代，香港不是已经和深圳、广州、东莞‘融合’了吗？当时我们带动了整个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制度上当然没有融合，但在经济上，怎么可能不‘融合’？在今时今日，我们有数以万计的港人在内地生活设厂、退休定居，这些又算不算‘融合’？问题不是‘融合’不‘融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整个发展脉络就是那样。我不可能不看，然后闭上眼，自己纸上谈兵乜乜乜。”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在土地及人力资源的吸引下，大量本地工厂北移，并逐渐发展出“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模式，继而成就了本港以金融、物流、地产及服务行业带动的经济腾飞。即使到了199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明显，港人也不太抗拒与内地的“经济融合”；那时粤港两地物价差异巨大，每逢周日，不少港人都乐于前往珠三角地区消费、度假、旅游，那气氛更直接推动皇岗口岸于2003年起实施24小时通关。然而，后来的“自由行”政策导致大量内地旅客涌入旅游配套设施未有相应提升的香港，令港人承受不少恶果，继而激化中港矛盾。
事实上，民主党对“经济融合”也不感陌生。在2010年底，全国人大审议俗称“十二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草案后，翌年5月本地立法会议员梁君彦曾经提出《推动粤港区域经济融合》议案，以配合“十二五”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辩论的过程中，反对议案的陈伟业用政治的角度批评该项经济动议，认为“融合”是指“香港将成为受中央管治的一部分，会受中央政策支配”，陈又质疑议案会“在‘一国两制’下，使‘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完全灭亡。”不过，时任八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的何俊仁、李华明、涂谨申、张文光、刘慧卿、李永达、甘乃威及黄成智，没有就议案发言，而且全投赞成票。
了解中国发展关乎港未来
根据立法会会议记录，连当时的公民党党魁梁家杰也认同该项议案的精神，认为在互助、互利、互信的前提下，香港应该积极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发展，否则就会被抛离，故此公民党完全支持人流、物流及资金流尽快融合。然而，时至今日，“经济融合”几乎成了民主派的禁语。
事实上，民主党对“中港关系”的发展，一直有很清晰的论述。根据其政策总纲有关“中国与香港关系”一章，其中第5条列明，“香港人的角色是立足香港、建设香港、以对中国发展作出贡献。为中国发展贡献力量时，港人应采取多种形式的接触。稳定的中港关系有利于实现香港人的角色”，而第6条亦指，“中国大陆和香港应发展多方面的关系，包括建立在经贸、科技、文教、康体、环保及其他多方面广泛的交流合作，使香港能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透过香港的国际联系，促进中国大陆发展与外地的交流活动。”
用胡志伟的话来说，“我们至今一直在实践这套想法和逻辑。民主党从来不排除、不抗拒、不拒绝在需要的时候，多些了解、多些掌握、多些研究关乎香港未来的重要环节。有些政策是无法避免地需要两地政府合作，那么我们也乐意与对方保持对话和沟通，这有助香港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贡献内地。”只是，这种听起来“理所当然”的“理念”，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总是不能“为所欲为”，尤其在港人对中共十九大提出之“全面管治权”甚为抗拒的当下。
记者忍不住问：“民主党不是很尴尬吗？你们知道‘经济融合’的发展大势，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危机与转机，但总免不了会被一部分人负面解读，说你们‘卖港’、说内地‘以大食小’。政治气氛敏感如此，你们还能怎样保持温和理性？”胡志伟淡淡然地笑了笑，说：“所以我接受你的访问，其实我知道（可能被误解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躲起来做鸵鸟、不去了解不去面对，香港不可能在这场龟兔赛跑中突围而出！”
港具三优势 助湾区推动创科
“龟兔赛跑的故事，你说最后是谁赢？是乌龟，不是白兔，所以很难说。大家都在比赛，很难分胜负，如果白兔骄傲的话，也会落败。”香港电台的电视纪录片《铿锵集》，曾于2002年拍摄港人到广东省置业及旅游的故事，其中一名经常北上玩乐的女士在节目中如是形容粤港两地的经济发展。凑巧的是，16年过去，进一步推动粤港经济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即将启动，胡志伟也形容这是“龟兔赛跑”，尽管他认为香港目前仍有起码十年的优势，“但是就算有十年优势你也不能故步自封，反而应该加大投资，打开壁垒。”
以大湾区各地政府锐意推进的“创新科技”为例，胡志伟认为香港具备三大优势，一是对知识产权的维护和保障，二是法治系统可以确保科研成果行销至全中国、全世界，三是强大的金融体系可以支援创新企业的出现，而如何令这些优势进一步推展，继而辐射至大湾区，就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不然这个发展“机遇”就会变成“危机”。据记者粗略统计，胡志伟在整个访问当中，十六次提到大湾区发展对香港的“危机”。
他解释，一方面，深圳及东莞等地的科研力量强大，香港若无法成为主导的持份者，就无法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汇聚，届时就真的只能是“搭便车”、“搭顺风车”而已；另一方面，尽管“搭便车”也可能为香港带来不少经济收益，“就像从手指隙当中漏些给你，我需要你帮我核数就核数、上市就上市，但这绝对不利于我们的经济结构，我们必须致力促进产业多元和转型。在旅游、物流、金融及地产等支柱当中，我们现在只能依赖后两者，但这是不理想的，金融业和地产业本来应该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但在香港却一直被发展成经济主体，这很明显是个‘危机’，如果有人认为这样还不算是‘危机’，那我无话可说！”
“如果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认识到这是一个‘危机’，如果我们不想仅仅是‘搭便车’而是‘当龙头’，我们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社会能否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接受失败的社会？政府能否改变自己不再是那种充斥官僚架构和繁文缛节的政府？”胡志伟没有提及的另一种“心态”，或许就是大家放开“逢中必疑”的意识形态，把“危机”变成“转机”。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于2016年所撰《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动态》一文所指，“意识形态经常给经济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凡是用意识形态治理经济的，国家就发展不好；凡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就健全”，他又举例指，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主张把市场视为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工具或技术手段，走出意识形态困局，成功带动经济发展。
吴家玮1990年代倡“深港湾区”
胡志伟并非首个提出港人要改变“心态”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人。早在1990年代，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前全国政协委员吴家玮已经率先提出“香港湾区”及“港深湾区”的概念。当时深圳特区刚刚成立，香港就像“大佬”一样，吴家玮遂提出建立以两市为核心的“深港经济圈”概念，从香港北上，进入一线的深圳特区，再穿过二线的宝安、东莞，随后向西走进入南沙，然后南下中山、珠海和澳门，以组成一个可以与美国旧金山湾区媲美的大都会。不料，由吴家玮构想的这幅发展蓝图，要事隔近30年后才能真正落实。
吴家玮去年底接受广州市政协出版的杂志《同舟共进》专访，恰恰谈到香港人面对这些湾区发展的“心态”问题。作为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在提出“香港湾区”当时，他很自然地认为，“香港是珠三角的领头羊，这些事情应该由我们来做”，然而，当时大部分香港人却非如此，而是抱有一种“过路心态”，“过路人的眼光一般不会看得太远”。吴家玮解释，在上世纪50、60年代，大量内地难民涌入香港，当时他们只想解决温饱问题、想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高的暴利，并没多想社会应该如何持续发展，“等不及深耕细作，什么都要快，都要投入少回报高，造成短视和狭隘”，至香港于1997年回归至今，仍有不少人受“过路心态”影响，当中包括那些只注重经济发展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不懂得从长远大局思考。
讽刺的是，吴家玮早于2001年卸任科技大学校长之际，接受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评论》访问，当时他已痛斥回归前的香港只是一个买卖社会，缺乏商业社会应具备的广阔视野，而体制又比较僵化，只懂得等候英国人从几千公里以外发号施令再按章办事。惟至今有关官僚问题仍然存在。
而在那个人人竞相说着香港应该积极发展高科技的年代，吴家玮已经指出，港人对“高科技”概念的理解偏颇，以为只有“IT”，甚至狭窄到只有“网络经济”，他当时就预言，香港的创科发展有可能一飞冲天，也可能一败涂地。而如今，毗邻的深圳创科产业一日千里，但我们仍是前路茫茫。
吴家玮也好，胡志伟也罢，撇除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他们对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路向和阻力，或许有着一样的憧憬和担忧。
访问结束的时候，胡志伟谈起办公室内一张铺着苏格兰格纹的咖啡桌，说那原本是香港众志罗冠聪的“台脚”，自从罗因“宣誓风波”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后，那“台脚”就被胡志伟变成咖啡桌。他很满意这个举措，一直夸赞咖啡桌很硬净、很实用，就像那几张英式家具：“我也是这种风格的人。我老婆经常问我，‘我靓唔靓？’我说，‘靓唔靓我就唔知，但靓唔靓料我就一定知。’”
上文刊载于第10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12日）之“透视大湾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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