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讲｜特首提加强官员问责　杜绝“认叻”“好自我”够不够？

现届特区政府上任三周年之际，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审视建立“高层政府官员责任制”，以强化政府部门主管及高级公务员的领导作用，提升治理水平。李家超重申他在筹建其管治班子时强调的团队精神，直言若不认同其施政理念，“点叻”都没有意义，亦不接受“性格、个人好自我”的工作态度。

中央明确指出，行政长官与特区政府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本地政界近年亦不乏声音要求特区政府扩大问责制规模与对象。问责重点在于推动官员主动担负治理责任及为治理失误承担责任，藉有效惩处机制推动治理团队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为何要提出高层官员问责，又为何要强调团队精神，或可从近期的皇后山邨事件和政府问责团队去年“地震”中看出端倪。

受访重申团队精神　李家超： 你一个人点叻，每日跟我不断争辩⋯⋯

去年12月，李家超撤换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雄和运物局局长林世雄，李家超未有谈及两人免职原因，但强调自己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判断用怎么样的团队才能创造更大效益。他当时形容，分别接替杨润雄、林世雄的罗淑佩与陈美宝“有改革意识，认同和支持我的施政理念”。

在《星岛日报》昨日刊出的访问里，李家超再次提及“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你一个人点叻，你唔认同我嘅施政理念，每日你跟我不断争辩，当然辩系为咗道理，是为咗好嘅结果而争辩，但如果因为性格、个人好自我，所以团队精神好重要。

文体旅局是本届政府最受外界关注的决策局之一，杨润雄在任时发生“球王”美斯访港无落场踢波、启德邮轮码头屡次无足够交通工具接载登岸旅客等风波，又曾因声言“无对方电话”而无法争取国际巨星Taylor Swift到港演出，受到非议。去年10月，李家超更罕见地在《施政报告》直接点名，要求他尽快完成原定2023年要公布的《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杨润雄在此背景下被免职，难免予人感觉是问责下台。

问责制实施23年毁誉不一　香港应如何提高治理水平？

目前香港政治委任的问责官员包括行政长官、三司司长、各决策局局长、副司长及政治助理。问责制在首任特首董建华第二任期内开始实施，其推行原意，是让行政长官建立施政理念相近的政治团队，并让主要官员更积极回应社会需要。

尽管问责制实施23年来，社会对其成效毁誉不一，但加强问责却是主流共识。李家超提出对政府部门首长与高级公务员建立问责制，亦切合中央对香港整体要求。2022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及现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明确要求本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他当时指出，行政长官与特区政府既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习近平要求特区加强政府管理、改进政府作风、树立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新风尚。加强各级官员问责，显然也是其题中之义。

皇后山邨食水含沥青风波　为何需要特首介入？

除了决策局，特区政府还有数十个执行部门，他们可谓站在政府实现良政善治的第一线。说到底，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不仅是决策局的使命，更需要各个执行部门的团队鼎力配合。

皇后山邨早前发生食水含沥青杂质的事件，政府办事效率便备受质疑，李家超事后亦表示，从这次风波中学到，政府必须迅速回应，明白市民的感受，令他们可以安心。这次事件性质不算复杂、影响范围并不算大，但却闹到需要李家超召开高层督导会议应对，正正揭示了加强高层官员问责的必要性。

中央：特区政府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

在“一国两制”下，不论是习近平还是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及中联办新主任周霁，均强调特区政府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这意味港府需要主动改革，主动监督官员表现。习近平早于十年前已说过“健全问责机制”应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结合，要对事也对人，“要问到具体人头上”。目前内地的问责机制，涵盖各级党政干部与公务员，香港把问责对象扩大到部门首长与高级公务员，也显得理所当然。

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我将依法履责，全力支持服务香港实现更好发展。

惩罚无人工足以问责？　应承担责任、汲取教训

李家超指出，审视建立“高层政府官员责任制”，是要求部门首长发挥其领导责任，他明言，若日常管理工作做得到位，一些重复、严重的问题不应发生。而在“担责”的另一面，李家超表示，针对官员的惩处，希望新制度与现有制度结合，譬如审核公务员表现，“惩罚无人工加”，如果涉及纪律问题才会有纪律惩处。

“问责”重点在于承担责任、汲取教训，形式当然不应限于“下台”，而是透过要多样化的绩效评核或奖惩机制的措施，赏优罚劣，形成良性官场文化。单靠“无人工加”是否足以体现问责，不无疑问。

目前香港《公务员守则》中，当公务员违反政府规例或政府其他书面或口头指令，可处以较轻惩罚，出现操守或纪律问题时才可革职。比较内地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领导成员决策失误、工作失职或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可责令道歉、停职、免职等问责方式，并“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内地《规定》似乎更加清晰，官员的决策失误即使不牵涉纪律问题，亦可惩处。

由此可见，港府若要把问责制度扩大至高层公务员，需要进一步更新《守则》，配合新问责制度，清楚说明责任范围，清晰规定“问责标准”和相关惩罚，避免以“对事不对人”、“集体负责”等借口来回避责任。让官员不只在出事后才承担责任，而是主动担负治理责任，才算是真正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