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十年回首社运路　周澄慨叹：今日年轻一代抗争艰难

十年前，反高铁拨款让社会关注“八十后”青年抗争现象；由社民连、公民党发起的五区总辞，对往后十年政局带来深远影响。当年除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黄毓民、梁国雄5名时任立法会议员外，亦有5名大专生组成“大专2012”参与补选。《香港01》邀约其中3名参与者，即学联前秘书长周澄、现任西营盘区议员黄永志、工党主席郭永健，讨论这场行动的意义，以及回顾十年抗争路。
三人均认为，当年行动对日后的青年人、示威抗争有相当大的启导作用，甚至和去年区议会选举的“公投效应”一脉相承。行动亦标志著香港的民主运动，由议会主导逐渐过渡到民间发动，并开启青年参政的先河。
作为社运青年的过来人，他们认为自己当年站在前线的时期，社会运动的规模有限，面对的镇压亦相对轻微。周澄慨叹，今日年轻一代和他们相比，抗争须付出的代价沉重得多，太过艰难：“当年最坏的情况，可能只是社会服务令，但现在他们要面对几年以上的刑期。”
五区总辞十周年－－专访三之二

“公投”、“命运自主”概念萌芽　开启青年参政

当年五区总辞受到建制派的杯葛，“大专2012”顺势成立，避免补选出现自动当选无法成事的困局。周澄提到，他们当时亦希望在“变相公投”行动过程中，带出一些传统泛民主派以外的声音。她指，当时“变相公投”的概念在香港相对新颖，一时较少人接受，但今时今日已不是新鲜事，亦有不少年轻抗争者向她表示，自己正是受到当年五区总辞的启发。正好当时反高铁一役，令更多市民意识到，功能界别的存在会加剧民生政策向某部分人倾斜，五区总辞以“打倒功能组别”为主题，已经将这信息传递出去。

黄永志指，近十多年的民主运动其实是一个公民持续觉醒、民间力量不断尝试的过程，五区总辞就是集合过去众多民间力量的一个爆发点，并且标志抗争由议会主导过渡到民间力量施压。最后虽然投票率低，但亦留下一些思想上的遗产：“在过去十多年最大分水岭，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命运自主’这四个字的主题提出来。命运自主包含什么？这是一个相当体现香港人的主体性的主题，在五区公投中，其实或多或少，推动这个运动的人，也开始有这个意识。”

郭永健明言，当年这场行动被外界称为“失败”，但自该次起，“公投”概念已在民间萌芽，2014年伞运期间，当年不参与五区总辞的民主党，时任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也一度提出辞去超区席位，为政改进行变相公投。他们以大专生身份参与选举，虽然不是以赢议席为目标，但亦为政界带来新气象：“对于当时仍然（很多人）认为立法会议席是高不可攀、要有很多资源、很高的社会地位才能参选，会有一个让人觉得有所不同的作用。”

青年世代不甘服于既有权力结构

于2010年初，反高铁拨款示威揭示青年世代不甘服于既有权力结构，更倾向走上街头抗争，“八十后”成为当时香港最重要关键词之一。三位受访者同是八十后，在相同的年代开始投入抗争。

“当年最坏的情况，可能只是社会服务令，几星期、几个月便会完结，但现时很多年青人可能大好前途就此没有了，可能面对几年以上的刑期。”周澄慨叹，新一代面对的抗争环境比他们艰难更多、代价沉重得多。

她忆述：“我们还是学生的时代，搞一场游行有一、二百人参加，已经觉得很多。文宣、动员也不像今日般，在Facebook开个群组，Telegram开个群组，便会一呼百应，那时要花很多组织和时间，才能动员一个比较像样的示威游行。”她提到，当时的示威规模较小，政府也就没有那么热衷于镇压，但随著近年政治矛盾激化，示威人数、手段也不断升级，遭受的压制也愈来愈多。

郭永健直指背后的矛盾心理：“我们当然想发展一个大规模、几十万、一百万人的游行，当它（示威）是大规模时，面对的打压就会愈来愈大，如果（游行人数）一百人也没有，他们（政府）也犯不著要这样对付我们。”他指出，年轻人参与示威的人数、手法、经验等，在回归二十多年以来正不断累积，到近年升级的速度愈来愈快，面临的打压自然会愈来愈严重。

黄永志则指，十年前的香港是一个公民开始觉醒，但仍然倾向“冷感”的年代。不过随后一、两年粤港自驾游、双非来港、跨境基建等等争议出现，中港矛盾愈趋尖锐，本土议题兴起，民间的觉醒速度明显加快。

周澄：认清个人专长　不想太多是非

在十年前反高铁、政改争议时期，由于当时政坛较少年轻女性面孔，周澄一时获得的镁光灯相当多，更曾被坊间称为“民主女神”。周澄2010年自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毕业后，曾到菲律宾实习半年，后来回港任职记者、在英国读书一年，近年已较少公开露面。她现时为一间主打环保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并会以独立记者身份撰写专题报道。

提到淡出政圈的选择，周澄透露其中一个个人因素：“面对媒体或公众的压力很大，有点心力交瘁，觉得自己比较多是非困身，情绪会颇负面。”于是她开始思索，自己是否适合留在社运圈或政圈。在菲律宾实习时，她确立了自己的兴趣：“那半年确立了我之后许多兴趣，也开始觉得我的能力和兴趣会集中在读书、写作、做研究，也有人鼓励我当记者。我当时也觉得有兴趣之余，其实记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

黄永志：抗争讲求政治意志、持久力

黄永志和郭永健目前尚在政圈发展。黄永志毕业后任职NGO，2014年起先后为梁国雄、刘小丽担任立法会议员助理，其后于小丽民主教室工作，至去年参加区议会选举，在西营盘击败民建联刘天正，成为中西区区议员，投入议会政治；郭永健则投身政界，成为工党创党成员，2015年短暂担任大埔区议员，2017年任工党主席至今。

黄永志提到，过去十年其中一个反思的结果，就是政治抗争很讲求政治意志，在巨大的政治实面前仍能坚持的持久力。他觉得以前的自己决心未够，但经历半年前的反修例运动，他产生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想法。尤其他认为在自己所属的选区，是中联办所属地区，于是他又想到，可能除自己外，不会再有其他人会去挑战这选区。

郭永健则指，当年学联其实也有提到一些阶级议题，其后投入左翼21和成立工党。他认为，参与政党工作也是一个契机，让其左翼政纲能够在议会内呈现。他提到，阶级政治这议题在工党成立初数年，仍然算是成功推动，社会也会讨论地产霸权、码头工潮等，不过随后本土议题成为本港政治矛盾的主轴，那又是另一个故事。

寄语充实自己　“抱持希望，为日后香港贡献”

说到最后，周澄指出，香港公民社会的讨论议题相对狭窄，她亦会问自己，假设今日香港人抗争成功，成立民选政府，有什么政策议题大家可以有效推动、有实质政纲和愿景。她认为抗争也有很多不同的岗位，总需要有人涉足不同的政策议题，为日后的香港贡献：“我们每个人都储一点弹药、储一点能力，也是一种抗争的方法。”亦因如此，她不认为自己现时关注的环境议题“离地”。

“有些能力会跟著你一辈子，而这些能力，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也会用得著，我会抱著这个希望。”周澄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