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活动】从京都国际写真祭到香港摄影节 艺术展览的美好愿景
《京都国际写真祭》（Kyotographie）是日本京都一个大型摄影活动，始于2013年，每年春季举行。有别于传统在艺术画廊里展示作品，观众往往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展览场地。其另一个特色，除重点展览以外，还有“KG+”卫星展：摄影师可自行筹备展览同期举行，并报名成为写真祭一部分，优秀者若是获得主办方赏识，则有机会在来年的《京都国际写真祭》中成为重点摄影师。以2018年为例，《京都国际写真祭》主要展览连同“KG+”卫星展一共98个，那一个月，摄影气氛遍布全个京都市。
上周六（8月4日），“香港国际摄影节”主席刘清平，连同设计师胡卓斌、策展人陈朗晴举办讲座，分享他们于四月到《京都国际写真祭》的考察体验。
记者：苏炜然、周颖瑶
摄影：周颖瑶
编辑：苏炜然
废墟也能搞展览
爬过一条残旧铁梯，走进石室。这里是“三三九”食品批发场的一个空置了的旧冰库，头顶安装了仅足以照明的萤光灯，交错着冰库原有的喉管，周围仿佛仍然濔漫着潮湿的气息。而映入眼中的是Gideon Mendel的作品：妇人站在水浸的家门口，她从前不曾想过生活的居所会受到水淹，直至最近十年，全球暖化溶掉了某处冰川……
来到京都新闻社总部，地库有个“印刷工场迹”（旧印刷场），轰隆声响的印刷机器已不见了，残旧的工场到处是钢板地台，却舖上了一条金光灿烂的行人走道；隔着曾经用来摆放机器的凹陷坑道，是Lauren Greenfield的纪实摄影作品：资本主义下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渴求与荒谬，坦荡荡地展露人前。身处这样的环境，不禁联想，京都新闻社的这个印刷场，也是沿着资本主义的剧本而演变及被淘汰。
认识摄影 也认识京都
《京都国际写真祭》打破了大家对“展览场地”的刻板印象。看Jean-Paul Goude的黑房神技要去京都文化博物馆；看深瀬昌久的图钉猫要到誉田屋源兵卫（280年历史的和服腰带店）；看蜷川实花的即影即有却要找The North Face运动用品专门店。其他特色展场还有“五条坂京焼登り窑”（古式陶瓷窑，以清水烧闻名）、“大徳寺”（著名寺院，旅游名胜）、“元‧淳风小学校”（废弃学校，现转化成文化艺术场地）等。有文化传承之地，也有时代遗物；有的是旅游热点，有的是本地人也未必去过的秘境。看《京都国际写真祭》，并不止观赏摄影这么简单。
必要的三个部分
走在这些曾经废置的空间之中，深切感受到日本人在保留陈旧事物上面的执着，没有多余的翻新和修葺，也毋须装饰得灯火辉煌，尽可能保持原貌，反而令展览更为吸引。这些场地全都是《京都国际写真祭》主办方负责谈洽吗？非也，其中有部分是摄影师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作品，亲自租借场地；也有场地负责人主动借出空间摆放展览。
好的相片，并不是摄影的全部；在合适的地方摆放，用合适的方法展示，是能够丰富摄影的讯息，带出多层的意义。一个好的展览要发生，需要三个部分互相配合：摄影师、策展人、以及场地负责人，三方合作无间，才能成就让人留有印象的展览。
看过《京都国际写真祭》，心底里当然羡慕，但更希望同样的事情可以在香港出现。“香港国际摄影节”将于10月开幕，今年尝试借镜《京都国际写真祭》，今年首次融入“卫星展”概念。这条路不容易走，“01影像”访问刘清平，说卫星的飞行轨道。
影：01影像 刘：刘清平
影：“卫星展”这一概念，是否第一次在香港出现／实行？摄影界以外有出现过吗？
刘：我想应该不是第一次在香港出现类似的概念，自1983年开始的艺穗会，主办的艺穗节，基本上是相似的概念；而艺穗节的概念可能是来自爱丁堡艺术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
影：“香港国际摄影节”是何原因决定要筹办2018年的“卫星展”？
刘：这是每个摄影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想法而已。我们希望以不作任何设限、无论年龄资历，希望鼓励更多人以摄影语言创作，又或者对摄影提出新的观点和反思。
影：讲座中，陈朗晴提到“三个S（Scale、Site、Support）”的思考方向，可否简评一下现时在香港筹办卫星展，这三个范畴上的资源是否充足？
刘：香港国际摄影节只是个非牟利的民办团队，无论在规模、场地和资源方面其实都极不足够；纵然今年没有此项目的任何预算，但是从我们开节至今累积的联系脉络和工作经验，我们有信心启动第一届卫星展的小规模实验。
影：“香港国际摄影节”是基于甚么样的准则，寻找场地作为卫星展的可用场地？
刘：我们的准则就是无视场地大小、远近、方便、用途等固困的古板观念。由画廊、咖啡店、书店、戏院、商业店舖、公共空间的创意运用；我们甚至想过消防局医院等的空间，希望突破传统思维，开拓更多可以展示摄影的场域。
陈朗晴补充：在Kyotographie我们看到场地、规模可大可小，通过主办方的甄选与灵活的协调，让不同风格、界别、年代的摄影作品可以在一个可行的范围内百花齐放。每个城市有其特性与条件，看完人家的成功不等于我们要依样画葫芦，而是我们可思考摄影节在兼顾主办的Main Programme以外，可以（以及如何）扩阔想像，并且对有意加入的艺术家／策展人／场地提供适切（及合宜）的支援。即使只是Link Up各方以及统一宣传 ，已经可以起协同作用。
影：在寻找场地当中经历了甚么样困难？或者遇到了甚么制肘？
刘：有兴趣参与的场地提供者，来源广泛，对展示的作品有著不同的要求和期望；大多数希望展示的作品跟他们的环境或空间有一个对应的配合。第一届卫星展的实验，其实想具体的把细节执行，让来届的场地提供者，从本届的实践经验中，可以放心的参与并得到预期的期望。
寻找场时当然会遇到困难，其实离不开几方面。首先是场地拥有者的考量，我们曾经向一些连锁店招手，回应是必须要先知道作品的特色或理念是否和他们的一致才能过关；又或更复杂一点，原来该场地是市区更新项目，本身租户不反对，但有一些安全规例要守，或题材要得到项目背后的机构同意，都影响了场地选择。
而一些例子，就是已经谈妥了条件还有口头承诺，但最后租户发现展览期可能遇到续约问题而放弃，或店东本身的营业模式改动令计划落空。所以现在能使用的场地，都算是得来不易。因为只要有一项条件会影响展览，我们都不能公开给参展者使用。
影：“香港国际摄影节”以往有尝试过向政府部门申请，使用例如废校之类场地举办活动吗？当中过程如何？又经历过甚么困难吗？
刘：我只是从个人经验尝试认识如何使申请使用废校等的场地，姑勿论申请手续如何繁复，其实要预先筹划一笔相当巨额的维修费用，才可以通过香港法例开放公众使用。这是我们现在的规模和资源不可能解决的。
影：胡卓斌在讲座中指出京都国际写真祭可以帮助观众、游客认识城市。“香港国际摄影节”也有相同的愿景吗？旅发局是否一个理想的合作机构？
刘：透过举办摄影节，让旅客阅览分布不同场地的展览来认识一个城市，好像已经成为地球人的常识了。无论是中国内地或世界各大城市也都通过摄影节成功发展旅游事业，近十年以来的成功例子已极多。如果旅发局想发展香港城市的深度旅游，我想摄影节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确有认真的想法和计划，希望时机成熟的时候，择日实行。
胡卓斌补充：Kyotographie是以京都市为中心，以这个古城作为一个艺术展示的媒介，摄影作品得以利用这个媒介走向全世界，而不单是摄影作品，观展过程又将再一次强化我们对京都这个地方的印象。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总是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我们的历史和国际视野，也令我们能成为一个独特而有力的媒介，香港国际摄影节以香港作为舞台，我们也期望海外的观众因此而对香港有更深的理解。
影：“香港国际摄影节”成立8年来，寻求商业赞助的过程顺利吗？当中又有甚么难处？
刘：“香港国际摄影节”成立以来，展览成绩和入场人数屡创新高，所以寻求商业赞助过程尚算顺利；当中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展览场馆的档期和供应。这又回到香港最老生常谈的土地问题吧。
影：未来要推动更多公营或私营机构，或赞助，或供应场地，支援香港的摄影师及艺术家，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以及对外发表的机会。“香港国际摄影节”作为大型艺文活动的主办团体，在这当中占有一个怎样的角色？
刘：我们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更主动的筑建交流的平台，连系上述公私营机构，无论赞助或供应场地等合作推动摄影文化。对内培育观众、同时把香港的摄影师和艺术家推广到海外的摄影节作交流活动。
影：比较自行筹组个人展览，以及成为“香港国际摄影节”卫星展一员，两者所需的资源以及要面对的困难，相差有几大？
刘：首先要看展览的规模，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第一届“卫星展”的参展的人士，如果有展览协作的专业指导，一个有规模的宣传，让海外及本地的观众认识；甚至部份如果能够利用到我们辛苦连系的场地提供，其实已经省却了很大的功夫和金钱。特别是第一次办展览的人，我们最想提供的，其实都是金钱以外的东西。最后，我们想鼓励决心创作的艺术家，而不是因为先有金钱资助而后才动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