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伊朗在华复交：国际政局之变的三个观察点

很多事情的发生看起来都如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观察一样，起初是逐渐的，然后是突如其来的。沙特与伊朗双方3月10日在北京以中沙伊三方声明的方式宣布重建2016年断绝的外交关系，正是一例。

综观主流英语媒体的报道，人们往往把事件放在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框架下作解读。

从国际观感上来看，深得王室信赖的沙特国安顾问艾班（Musaad bin Mohammed Al Aiban）、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三人在北京联袂宣布沙伊复交，的确是中国外交操作的一大胜利。

相比起美国最近一口否定中国对乌克兰危机提出的12点政治解决立场，这种明确由中国促成结果的外交破冰也为中方一直以来“劝和促谈”的口号填补了一些空洞。

从实务角度来看，中国为促成沙伊复交这最后一里路也着实是功不可没。习近平去年12月对沙特的国事访问、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同月访伊、本年2月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访华等一系列行动，正是这最后一里路按步就班的重头戏。

而且，在北京中介之下，沙特与伊朗能在门后秘密协商，大大减少了两国复交可能遇到的外部压力——《华尔街日报》就引述多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同意了减弱受沙特商人支持的波斯语新闻频道“伊朗国际”（Iran International）对于伊朗的批判态度，而伊朗则同意停止鼓励也门胡塞武装组织（Houthis）对沙特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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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中国之外，沙伊两国过去两年其实已在伊拉克和阿曼的中介下进行过多次谈判，而两国缓和关系的背景也离不开美国退出中东的大势，因此，在中国宣布的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发展，背后也有着逐渐前进的过程。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沙伊复交本身其实是否另一个渐进过程的其中一步？这一个过程会否带来中国兴起、世界多极化新形势之下的全球政治转捩点？

沙伊复交是漫漫长路的起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观察点是这次沙伊宣布复交后的实质发展。根据中沙伊三方的联合声明，如今双方承诺将在两个月内落实重开大使馆和重派外交使节团的条款，并将重新恢复双方在1998及2001年签订的合作和安全协议。如果沙伊两国能达成这些条件，这将构成这两个中东逊尼派、什叶派大国放下矛盾的前提。其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也门问题将会是两国关系能否往正面发展的一大试验。自去年10月维持了六个月时间的也门停火协议结束之后，各方至今也未能重新放下武器。由于去年的斋戒月正是也门停火之始，人们也在期待同一情况会否在本年重演，而本年的斋戒月将在3月22日开始，可算是“时间无多”。

根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Al Arabiya）的消息，胡塞武装组织的政治代表就表示其与伊朗的关系份属“伊斯兰兄弟情谊”，而不是从属关系，要解决也门问题需要也门而非伊朗和沙特之间的谈判。另一方面，伊朗的联合国代表则已表明沙伊复交有助也门停火、促成也门进行全国对话以建立具包容性的国家政府。由于伊朗实际上是胡塞的主要武力提供者，斋戒月前的再停火将会为沙伊之间的复交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契合提供一个具代表性的解答。

更深远而言，沙特和伊朗即使是在后者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巴列维时代也有不少分歧存在，双方民众之间的心理隔阂极深，再加上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派系矛盾，沙伊关系要能持续向好，就少不了两国民众之间的互相理解、沟通和交流。

在2020年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正常化外交关系之后，还未跟以色列建交的沙特就开始公开接受犹太文化，诸如去除教科书中的反犹内容、容许犹太宗教符号和活动，甚至支持犹太遗迹考古工作等等。同类的柔性工作，对沙伊关系一样重要。

如果中国能在沙伊关系发展的漫漫长路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助力化解中东地区的一大政治矛盾，就算是对中国一直抱持成见的西方观察者也不能不重新审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正面影响。

沙伊复交　以色列呢？

第二个观察点则是以色列的外交动向。近年中东局势的趋向无疑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破冰，而这种破冰又往往在美国的庇荫下以“反伊朗阵线”为前提达成。但如果沙特与伊朗能真诚和解，这道阵线将会毁于一旦，导致以色列必需重新审视自身在中东的地缘政治部署，甚至是其内政方向——在新一届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的极右盟党正在不断挑动约旦河西岸巴勒坦斯人的环境之下，沙伊复交正好构成了整个中东穆斯林世界一致反以援巴的契机。

这正是以色列与伊朗方面对沙伊复交非常难得的一致解读。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直称两国复交对以色列而言是个“严重且危机的发展”；伊朗国安顾问沙姆哈尼亦指，沙伊复交协议对区内锡安主义政权（按：指以色列）的存在和干预构成严重障碍。

不过，巧妙的是，沙特却似乎继续有意改善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在沙伊在北京宣布达成复交协议前的几个小时，《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已向美国提出了其与以色列正常化外交关系的交换条件，包括由美国向沙特提供像北约般有约束力的相互防卫保证、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技术，以及减少美国对沙特的军售限制。

但在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民主党当局主政之下，国内政治压力将迫使其不得不高举“价值观外交”的招牌，因而只能维持此刻对沙特较为冷淡的外交态度。而且，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去年在Opec石油增产的问题上被认为是对拜登背信弃义，再加上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也与美国民主党人的政治意识形态相距甚远，拜登即使有意也很可能没有政治空间去答应沙特提出的条件。

但沙特既然在与伊朗复交之际同时提出同以色列建交的可能，可见沙特当局对于尝试解友区内两个重大政治矛盾甚有雄心。与以色列关系甚佳、同沙特亦有核能和军售合作、能够影响伊朗外交布局的中国能否在此扮演实质角色，实在值得留意。

不用多言，若然此刻“机会不大”的以沙建交，甚至“不可能”解决或修补的以巴冲突和以伊关系也因为中国外交的努力而进入了“可能”的范围，中东这一块长期被视为由美国权力主导的政治空间将会呈现出一个过去一个世纪也没有见过的样态，美国的对抗性外交布局也将被证明失败。

在战场之外解决俄乌战争？

第三个值得观察，甚至期待的地方，当然就是俄乌战争。自王毅2月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中国已经表现出有意在俄乌战争一事上扮演更主动角色的意图。虽然中方在俄乌战争一周年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并非人们期待中的和平方案，但此刻能够在战场之外有效帮助解决俄乌战争的国家就只有中国。

在这次沙伊复交之中，人们就留意到，从短期利害的角度来看，沙特若能凭此抚平来自也门胡塞组织的安全威胁，甚至从也门战争的泥沼中抽身，其得益将远远大于伊朗同沙特复交所获的潜在经济利益。早前还在将国内反头巾示威责任归咎于沙特等外部势力的伊朗，此刻之所以乐意正式与沙特复交，背后难免有中国的推力存在——有伊朗媒体就称伊朗因为美国退出核协议后的制裁而被冻结、存放在中国的银行的近200亿美元款项已被解冻。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俄乌战争之中的俄罗斯，能促使俄罗斯以较为务实的条件重回谈判桌的大概就只有中国。如果中国走出了这一步，欧洲也将会出现要求乌克兰和谈、放弃不可能政治和军事要求的重大压力。（单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合理的俄乌妥协其实不难想像，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全球主要国家以某种具约束力或有效性的形式保证乌克兰安全、部份针对双方的战争追责、入俄四州和克里米亚由联合国暂时接管再经公投或协商决定前途等等。）

习近平本年春天对莫斯科的可能出访，就是俄乌局势观察者的关注所在。虽然西方舆论不断渲染中国对俄提供武器的说法，但如果习近平反过来将表面上挺普京的访俄之旅巧妙转变成有务实具体内涵的“劝和促谈”行动，这将能向世界证明习近平早前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至其对乌中国立场文件并非空谈。

如果连被西方包装成守护民主之战的乌克兰危机最终也能在中国努力之下避免“战场解决”的灾难，美国作为民主国家领袖的地位将自动崩溃，其所领导的国际秩序也会被重新洗牌，而人们也将看到中国全球治理与美国自二战之后不断寻求二元正邪对立（从苏联到9-11事件之后的伊斯兰极端力量再到今天的中俄）的外交操作是可以达成多么不一样的结果。

当然，上述这些潜在的外交变局也只能是乐观猜想。但中国促成难得的沙伊复交确有可能只是中国采取更主动外交行动的逐渐演变过程的其中一环，其从根本上扭转国际政局的最终成果也许会像这次沙伊复交的宣示一般出奇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