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伊朗和解彰显中东多元治理格局｜专家有话说

3月10日，中国、沙特、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表明沙伊最终在中国的斡旋下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将重启22年前签署的安全协议，意味着长期以来剑拔弩张的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阵营两大首领终于“一笑泯恩仇”。

撰文：张楚楚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说起来，沙伊和解并非易事，两国的矛盾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催生神权共和国后，沙伊关系急转直下，二者的恩怨纠葛集中体现在三大方面。

首先是二者的宗教分歧。作为伊斯兰教不同派别的主导者，沙特与伊朗分别以逊尼派与什叶派正统自居，二者针对彼此的宗教实践与政治体制互为不屑。例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开创者霍梅尼曾公开批评沙特的君主统治模式与奢华生活方式，而沙特瓦哈比派教士集团也将霍梅尼视为宗教异端。

其次是双方的安全忧虑。受伊朗革命的示范效应与德黑兰“输出革命”的双重影响，中东多国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蠢蠢欲动。沙特一面担心本国东方省份什叶派反对派做大做强，一面忧虑周边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因什叶派示威浪潮高涨而陷入动荡。在抵制伊朗输出革命的旗号下，沙特在两伊战争中高调支援伊拉克，又以邻国伊朗为假想敌打造海合会，进而同伊朗的梁子愈结愈深。

再者是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作为崛起中的地区大国，中东石油大亨沙特与军事大国伊朗均试图在地区塑造于己有利的权力关系，前者组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联盟（包括海合会成员国、埃及、约旦等），后者打造所谓“什叶派轴心”（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与黎巴嫩真主党），加上二者同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各有亲疏，致使中东两强争霸不断发酵。

2016年初，沙特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事件终成沙伊撕破脸皮的最后一根稻草，两国不仅断交，而且一度颇有冷战升级为热战之势。

七年以来，在华盛顿推动战略收缩导致中东各国人人自危、任性撤出阿富汗引发中东盟友信任危机之际，沙伊纵然围绕也门、叙利亚、黎巴嫩等问题纷争不断，也互有需求而不得不暗送秋波，并终于在中国这一全球崛起大国的支持和推动下，走完“最后一公里”，实现握手言和。

从地区政治来看，沙伊复交或将成为引发一系列地缘政治变革的关键变量。其一，两大地区宿敌放弃对立，很可能带动地区两大对立阵营关系的调整，并对如以巴对峙，也门、叙利亚、利比亚内战等其他地区热点冲突的缓和与解决起到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区局势的整体缓和。

其二，沙伊和谈意味着以色列联合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组建反伊朗联盟的计划受阻，不排除以色列与美国重新缔造地区军事联盟，并借助新的议题采取分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策。

其三，鉴于沙特与伊朗并非隔阂尽消，未来沙特或将成为各方拉拢的关键力量而获得更大的对冲空间，中东地区也将面临传统联盟结构解体与域内利益重组。

从国际政治层面看，因伊朗在俄乌冲突中的挺俄立场及近期爆出德黑兰浓缩铀生产能力显著提升，白宫围剿与孤立伊朗的决心有增无减。在此背景下，美国盟友沙特与之放下成见，意味着美国对中东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下滑，及中东各国战略自主意识的提升。同时，作为全球的新兴大国与中东的后起玩家，中国的劝和促谈功不可没，而两大中东强国的认可与回应，则是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实践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斡旋外交并不意味着北京有意填补权力真空或挑战地区的既有秩序，而是试图打破发展中国家长期被定位为“治理客体”的被动局面，构建包括国际组织、西方大国、中国与中东各国等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

总之，此次破冰行动的胜利表明，西方国家并非中东问题的主宰力量，而“以民主促和平”“以干预促稳定”也并非解决地区矛盾的唯一模式。国际社会唯有从以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治理和民主治理转向由多方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方能共同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