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变如何改变全球制造业格局？

对于全球制造业格局，在近年来有“三分天下”之说，就是西欧（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强并立，共同主导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2005年，北美、欧盟、东亚和太平洋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3.8%、24.3%和31.5%。到了2017年，北美比重下降到17.8%，欧盟比重下降到2019年的16.8%，东亚和太平洋比重提高到45.6%。这也反映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制造业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全球制造业格局仍在持续演变，而如今深陷能源危机的欧洲，无疑为这种演变增添了更多变数。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能源成本持续飙升，一些长期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的欧洲工厂陆续关闭，这在化肥、钢铁和其他能源密集型行业表现尤为明显。如在2020年，欧洲化工品销售额为6280亿欧元，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而欧洲化工业40%以上的原料来自于天然气，俄气供应的剧减对其影响巨大。

从德国9月份的数据看，在能源密集型行业中，钢铁行业减产约5%，化工行业减产8%，化肥行业甚至关闭了70%的产能。然而减产毕竟非长久之计，面对欧洲陷入的能源困境，很多企业开始“用脚投票”，主动调整生产和经营区位，近期欧洲一些制造业企业开始筹划将生产线外迁。

由于美国能源价格远低于欧洲，比如其天然气使用成本据估计仅为欧洲的八分之一，美国成为了欧洲企业生产线外迁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一些外媒近期相继指出，欧洲能源危机的大赢家是美国经济，高昂的天然气价格正在推动欧洲制造商转向美国。目前，越来越多生产钢铁、化肥和其他基本商品的欧洲公司也正在将其业务转移到美国，因为在那里有更稳定的能源价格。

而从事态发展看，中国也可能成为欧洲企业布局调整的主要受益者。中国不仅具有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庞大的市场、逐渐积累的技术能力，还有能源成本优势和供应的稳定性。不利之处在于，欧洲一些国家对华态度日趋恶化，如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就公开声称减少对华依赖，并取消德企对华投资的相关补贴和金融支持。但要看到的是，相对于政府层面持有的对华政治偏见，欧洲当地企业要更为理性，很多公司仍在坚持加大对华投资。如大众集团（Volkswagen）已经在新疆新建工厂，宝马公司（BMW）投资数十亿美元在沈阳开设新工厂，奥迪公司（Audi）开设了在华第一家电动汽车工厂，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落户上海等。

目前欧洲制造业的这种外迁倾向已经引起了当地对于欧洲“去工业化”的担忧，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近些年来西欧获得了俄罗斯提供的大规模、低成本的油气资源，这也构成了欧洲工业在全球的核心竞争要素之一。德国制造业能闻名全球，靠的不只是所谓的“工匠精神”，还有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昔日的廉价能源时代可谓已经彻底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欧洲制造业大幅的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可能将不局限于众多高耗能行业的外迁，伴随供应链的外移，行业上下游企业也将受到波及。欧洲“去工业化”因此大概率会发生，可能只是会持续多久的问题。

欧洲“去工业化”持续发生的关键是能源。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化石能源较为匮乏。据BP能源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欧洲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总储量1412.47亿吨，占比不到全球的10%。即使是与俄罗斯在能源上脱钩，欧洲也不大可能大规模重启化石能源开发。当前，欧盟计划从卡塔尔、美国、埃及、西非等国家和地区增加天然气进口，同时多个国家已经着手重启或者延长煤电和核电项目。另一方面，计划加快清洁能源开发，扩大可再生能源在电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推广应用。

欧盟之前也曾宣称要在2027年前彻底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表示要大力补贴发展氢能等绿色、可再生资源。这些措施既有针对能源供给趋紧的短期应急性调整，也有旨在强化欧洲能源独立的中长期结构性策略。但整体来看，这些供给端的策略调整周期较长，效果也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说白了就是需要时间。如同当前有些分析所指出的，欧洲能源转型的“痛苦期”可能要持续5-7年。在这期间，欧洲当地的高能源价格和不稳定供应将是常态。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能源问题随之趋于长期化。除了让欧洲民众压力倍增，区域制造业的苦日子也将持续：面对高昂的生产成本，企业要么“停产等死”，要么通过产业转移另谋生路。与之关联，在未来一段时期，欧洲制造业企业当前出现的“大逃离”现象可能将日益普遍，并最终对欧洲工业体系造成结构性损伤，欧洲制造业甚至因此存在彻底衰落的风险。

最终分析结论：

欧洲能源短缺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将使得制造业企业外迁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将带来全球制造业新一轮迁移，进而可能改变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中国如果能够把握机会，有可能成为这一演变进程中受益的一方。

本文获安邦智库授权转载，原题为“全球制造业格局可能因欧洲之变而变”。